因明与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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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与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分析比较
黄志强
（广西师范学院政经系，广西南宁<$"""%）
［摘要］在逻辑史上因明与亚里士多德各自建立了一套语言逻辑系统，从范畴分类和区分谬误两方面来看，因明的论述比亚氏更为详尽、深入，在表述上也更为清楚明确，说明了因明具有更强的论辩性和应用性，应得到我们的充分重视。
［关键词］因明；亚里士多德；语言分析；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在古希腊，人们早就有许多关于语言的探讨和论述，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无疑是最为系统的，对后人的影响也最大。实际上，因明关于语言的论述并不逊于亚氏的语言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进行比较说明。
一、范畴分类
在亚氏的著述中实际上有两个范畴分类，一是在其著名的《范畴篇》里提出来的，它区分出十种范畴，即实体、量、质、关系、地点、时间、位置、状态、活动和遭受，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范畴理论。二是在《论辩篇》里提出来的，它与十范畴理论稍有不同，区别在于它的第一个范畴是“本质”，而不是“实体”。
在《论辩篇》中，亚氏建立了他的四谓词理论，认为谓词对主词的表述关系有四种，即定义、固有属性、属和种差。就是说，对于一个形如“?是@”的句子，@表述的可以是定义、固有属性、属或种差。在此基础上，他为谓词对主词的表述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必须区别发现了上述四种形式的谓词的类。这些类是十种：本质、量、质、关系、地点、时间、位置、状态、活动、遭受。任何事物的偶
性、属、固有属性和定义都应在这些范畴之中，因为任何通过这些谓词所形成的命题都表达事物的本质，或者事物的性质或量，或者其他一些谓词。”在《范畴篇》中，亚氏认为，语言形式分为简单的和复杂的，前者叫“非复合的表达式”，如“人”、“牛”、“跑”等；后者叫“复合的表达式”，如“人跑”、“人获胜”等。他说：“非复合的表达式表示实体、量、质、关系、地点、时间、位置、状态、活动或遭受。”从这两段说明可以清楚地看到，亚氏谈到主词和谓词，分析主词与谓词的表述关系，由此得出十种范畴；他谈到简单和复杂的语言形式，以此把词和句子区分开来，并且从词区分出十种范畴。因此，可以确定地说，亚氏得出十种范畴乃是基于对语言的分析。
自恰巴曲森以来，藏传因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因明范畴“摄类”排列成一个体系，标志着其范畴理论在形式上的成熟和系统化。恰巴曲森最初列出十八对范畴，即显色白与红、实有法与假立法、相违与不相违、总与别、相属与不相属、异与同、合遍与离遍、因与果、有法与能别（因）、能相与所相、多因与多宗法、彼此相违、直接相违与间接相违、彼此互遍、是与非、是的反面与非的反面、确知是与确知非、了知事与了知常。这十八对范畴大部分与语言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A B C"#D）的研究成果之二。
［作者简介］黄志强（%E&#—），男，广西贺州人，广西师范学院政经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逻辑学、佛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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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有关，仅仅“能相与所相”一对是直接讲认识论的。
萨班?贡噶坚赞在《量理藏论》的前八品中重点论述了七对范畴，即境与心、能量与所量、总与别、成立与遣他、所诠与能诠、相属与相违、性相与所表，在其具体阐述中涉及到因与果、自相与共相、现量与比量、一与多、同与异、排入与立入、质与体、合遍与遣遍、排除他具与排除不具、常与物、立与破等十一对范畴，这样仍然是十八对范畴，它们也是与语言逻辑紧密相关的。不过认识论的内容有所增加，如境与心、现量与比量等。
宗喀巴在《因明七论入门》中讲了二十对范畴，即境与具境、所知与所量、物与非物、因与果、亲因与疏因、有与无、比量与现量、所诠与能诠、量与非量、分别与无分别、谬误与非谬误、自证与他证、心与心所、相违与相属、遮与立、总与别、一与异、排入与立入、性相与所表、质与体等，特别对境与识、所诠与能诠、相违与相属、总与别、遮与立、量与非量、一与异等作了新的阐发。以后，龙朵活佛的《因明学名义略集》、工珠?元丹嘉措的《量学》等著作对摄类范畴均有相似的表述。
普觉?强巴的《因明学启蒙》集“摄类”之大成，共提出二十多对范畴，即物质与心识、境与具境、能量与所量、总与别、成立与遣他、现量与比量、自相与共相、所诠与能诠、相属与相违、性相与所表、因与果、量与非量、一与多、同与异、立与破、常与物、排入与立入、遮无与遮非、质与体、后遍与遣遍、下遍与违遍、排除不具与他具、否定与肯定、是与非等等。显然，普觉?强巴在范畴分类上更为合理和全面，在叙述上也更加细致和清楚。
可以看出，藏传因明的范畴分类比亚氏更为详尽，在概念的解释上也更为明确，这一方面是由于因明有着更强的论辩性和应用性，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语言的分析。
因明家一般把人们的认识对象分为外境与具境，宗喀巴说：“可知晓或可明了，为外境之性相。”“能理解或能明了，为具境之性相。”前者为客观认识对象，后者为主观认识对象，它们分别以“所诠”和“能诠”作为认识手段，而这二者及其种类都是以语言作为媒介并加以呈现的：
“由名言而了解，为所诠之性相。分为二：由言语动机之心识执著之力，从语言所了解之义，为执著所诠之性相；由言语动机之分别识显现之力，从语言得知了解，为由执著所诠引出直接所诠之性相。”“由语言之力使能理解所诠意义，为能诠之性相。从性质方面分为：名、句、文三种。唯能诠表境物之性质，为名之性相，如言瓶子。……能结合境物之性质与差别而诠表，是句之性相，如说小瓶子。能结合诠表境物差别法行止之事，为文之性相，如说用小瓶子盛水来。……能诠从讲说时分为：执著之能诠及由彼说出之直接能诠二种，后者如说瓶之‘声总’。”
以上引述可知，藏传因明无疑是从语言动机或语言之力的有意义的表述中得出诸多范畴的，而且这里也使用了亚里士多德提到的语言形式：非复合的表达式即“名”和复合的表达式即“文”。从用词的角度来看，因明的表述显得更为合理和全面，亚氏的非复合的表达式只是一些简单的纯名词，复合的表达式实际上是语句，如“人跑”在日常语言中表示为“人在跑”，却遗漏了复合词的表达式，像“小瓶子”、“《水浒传》的作者”、“铁桶”之类的复合词是亚氏的两类语言形式没有涵盖的，而因明用“句”这种语言形式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在因明家看来，事物的自相本身和我们对它们的正确感知（真现量）是无分别的，当人们用诸多名言种类即各种范畴去称谓、认识、理解、谈论事物时，就产生了有分别的共相或比量，在人们的意识之中也就产生了分别识。宗喀巴认为，这种分别识实际上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将语言之名和名言之实事义结合而执之识，为结合语言分别识之性相，……分别识从所见境方面分为三种：
（!）如未熟谙语言者之相续中，见瓶之声总之知觉，为唯见声总之分别识。（"）如未熟谙语言者之相续中，见瓶之义总之知觉，为唯见义总之分别识。（#）如熟谙语言者之相续中，执瓶之分别识，为兼见声总义总二者之分别识。”事物个体的属性是无限多的，有的是普遍属性，有的是特有属性，要熟谙所有语言才能把握其全部性质，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用未熟谙语言的范畴这些分别识去谈论事物的属性，主要是撇开事物的特有属性而把握其普遍属性，也就是将语言的名称与词项（名言）所表达的意义相结合而产生诸范畴。显然，这里是从人类运用语言的局限性的分析中而区分出各类范畴的。如遮止与排他这对范畴，普觉?强巴指出：“谓以执自（事物本身）分别，由直接阻止所遮而了别，为遮止之性相。……谓以诠自之语，于自己所遮之遮止处，既是执自分别之所量，又是成立之相符事，又为缘是遮止之相符事，为遮自身非是之排他性相。”
二、区分谬误
亚里士多德关于谬误的论述是非常出名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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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辨谬篇》中区分出十三种谬误，对这些谬误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解决它们的方法。亚里士多德主要把谬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赖于语言的谬误，有六种；另一类是不依赖于语言的谬误，有七种。我们主要看他关于依赖于语言的六种谬误的论述。
亚氏认为，在表达的时候，有些词是有歧义的，因此会产生两种谬误，一种是语词歧义。比如“知道口信的人才能获知传达给他们的口信，因此知道的人获知”。这里“获知”一词既可以表示使用知识来进行“理解”，也可以表示获得知识，因此是有歧义的。另一种是语句歧义。比如“谈论无声是困难的”，这个句子显然有歧义，如果“无声”作“谈论”的宾语，表示谈论的对象是无声的，意思可以是“关于无声的谈论”；而如果“无声”作“谈论”的状语，表示谈论本身是无声的，意思就可以是“无声地谈论”。此外，同一个表达式在分开说与合着说时其意思往往不一样，由此会出现两种谬误，一种是合谬，如“一个人能够端坐和行走，能够写字和不写字”，它给人一种感觉，有人似乎可以边坐边走、同时写字和不写字，这显然是荒谬的；另一种是分谬，如“!是"和#”，用!表达的东西用“"和#”来表达是不合适的。最后两种依赖于语言的谬误是错放重音和变形谬误。前者与句子的读法有关，有些词在重音读法不同时会导致句子的意义发生变化，如“王某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如果“好”字读上声（音郝），那就表示王某性格随和、容易采纳别人意见；如果“好”字读去声（音浩），那就表示王某是一个饶舌者。变形谬误涉及阳性、阴性、中性词以及动词和分词的变化，如一篇文章标题“评鲁迅论孔子”，词语结合关系不同会有不同的意义，若是“评／鲁迅论孔子”，意为“评鲁迅对孔子的论述”或“评鲁迅的孔子观”；若是“评鲁迅／论孔子”，意为“评鲁迅并且论孔子”。显而易见，亚氏的这些研究主要是为了澄清词的意义和句法结构的意义，与语言分析紧密相关，可以说，这是典型的纯粹的语言分析。
佛家逻辑关于谬误的论述及分类更是无与伦比的，它谈得最多的是论式和语言方面的谬误。由宗因喻组成的论式是新因明的证明理论，它极其重视对语言的运用，体现着语言逻辑的本质和特征，这明显地表现在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共许极成”。所谓共许极成是指立敌双方对论式中的所有概念（宗法、因法、有法、同品和异品）和除宗“随意乐立”经一番论证才能达到一致之外的其他命题（因喻），必须取得一致的认可，才能充当论辩的材料，否则就会产生谬误。
就概念方面来说，凡是被立敌双方共同认可的概念就称为“有体”概念，否则就是“无体”概念，然后又有两俱与随一之分。双方共同认可（或不认可）的概念是两俱有体（或无体），如弥曼差派和佛家都认为“声”、“常”、“无常”等是两俱有体概念，“龟毛”、“兔角”等是两俱无体概念。只有一方认可（或不认可）的概念则称为随一有体（或无体）概念，如数论派认同而佛家不承认的“神我”。对随一概念还可细分为“自随一有体或无体”（仅立方认可或不认可的概念）和“他随一有体或无体”（仅敌方认可或不认可的概念），其实这二者是相通的，自随一有体就是他随一无体，反之，他随一有体就是自随一无体。然而，因明对概念作如此细致的划分，完全是基于语言的丰富多样性而十分强调语言的明确性和同一性，只有运用取得共许的概念才能有效地进行论辩，而使用有异议（不共许极成）的概念就难免有强加于人的缺憾，从而出现各种过失使论式不能成立。如立宗中有能别（宗法）不极成，所别（有法）不极成和俱不极成等过失；辨因中有能依（因法）不成，所依（有法）不成和五种不定过；引喻中，从同品角度上看有能立法（因法）不成、所立法（宗法）不成和俱不成。从异品角度上看有所立不遣、能立不遣和俱不遣等过失。
就命题方面来说，宗因喻三支也有有体与无体的区别。由于其主项大多是实体概念，因而一般是根据命题主项是否得到立敌双方共许来划分有体与无体，即凡是双方共许的命题就称为有体，否则就称为无体或随一无体，从而出现有体宗与无体宗、有体因与无体因、有体喻与无体喻这些分类。只有运用双方共许极成的有体命题才能直接参与论辩，让人信服，否则就会产生各种过失而导致论式不成立。如立宗中有现量相违、比量相违、世间相违、自语相成、自教相违等过失，辨因中有随一不成、两俱不成、犹豫不成等过失，引喻中有无合、倒合、不离和倒离等过失。
显然，运用“两俱有体”的概念、命题来组织论式可直接进行论证，也是最有说服力和论证性的。但这样一来，论辩的范围岂不太局限在那些尽人皆知的义理的狭小范围了吗？因明是用简别的方法来打破这一局限的。简别也从注重言说出发，是立敌对诤时进行限制，借以明确观点所依，避免过失的一种手段。它只是在“随一有体”的概念或命题前面加上简别语，以示是哪方的言论。如表示立者认可的加“我”、“我立此意”、“如我所言”等词；表示敌者认可的则用“汝执”、“执”、“所言”等语。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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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敌双方共同认可的，一般无须简别，但有时为了避免误以为“世间相违”之过，可以用“胜义”、“真故”、“极成”、“第一义”等词来加以区别。经过简别之后，就使立敌双方对论辩中运用的言词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不易产生歧义和误解，进而扩大了论诤的范围，只是经简别而进行的论证不及两俱有体所组成的论式那么有效、具有普适性和说服力。
关于语言方面的谬误，因明称为过类和堕负。从现存文献来看，对过类的论述可能始于小乘论师，《方便心论》的“相应品”中列有“问答相应”二十种。《正理经》采取了小乘论师概括的相应法，并阐发了二十四种误难。陈那是过失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删订，约为十四种过类。所谓“过类”，是指与能破相类而实有谬误的一种反驳方式。陈那认为，能破与似破（即过类）都是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此中能破阙等言者，为前说阙等言词诸分过失，彼一一言皆名能破，由彼一一能显前宗非善说故。所言似破谓诸类者，诸同法等相似过类名似能破，由彼多分于善比量为迷惑他而施设故，不能显示前宗不善，由彼非理而破斥故，及能破处而施设故，是彼类故，说名过类。”就是说，能破是人们运用语言将论式中的各种过失一一揭示出来，以显示敌者观点的错误；而似破则是不能运用语言来揭露敌者观点的谬误，或者是对本来无错的比量而横加指责所产生的过失。与论式中的区分谬误相似，陈那也按宗、因、喻来划分十四过类。
似宗过破只有一种，即常住相似。敌者运用偷换语词的手法，将“声是无常”换成“声的无常性恒随于声”，用“恒常”一词说明其宗“声是常住”也成立，从而进行反难。这种颠倒责难的手法是明显错误的。
似因过破有以下八种：（!）可得相似，敌者在立者以因证宗时指责说，所立之宗也可以由其他的语词作为因法来证成，从而使立者原来使用的因陷于不定之中。如以“勤勇无间所发”为因证“声是无常”，敌者说闪电、太阳光等并不是勤勇所发，却也能证成宗，因此，勤勇所发因不一定是无常宗的正因。敌者以因法不遍及所立法为由来难破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两个语词是属种关系，而不是全同关系，因此敌者自陷于似不定因破之中。（"）犹豫相似，敌者横加指责立者使用的因是不确定的，如说因法“勤勇无间所发”一词有显发和生成两种不同的含义，这就使得“声是无常”不能确定究竟是隐显无常还是生灭无常。这相当于亚氏所论述的语句歧义。（#
）义准相似，敌者非难道，如果立者以勤勇所发因来证无常宗，那么就可以说非勤勇所发者如电、光等是常住的。本来电、光等应是无常的，敌者通过歪曲这些语词的含义来指斥立者之因为不定因，自然是相似过类。（$）至非至相似，敌者以因法通于所立法或不通于所立法都有过失来进行非难，认为若二者相通（至）则因法与所立法没有什么差别，因便不成为能立；若二者不相通（不至）则因法与所立法无关，因也不成为能立。显然，这是通过混淆“相通”与“等同”这两个含义不同的语词来诡辩的，因此是一种至非至相似的谬误。（%）无因相似，敌者以在三种时间上因不成为能立来相难，认为若因在宗之前就已成立，那它以何者为成立的对象呢？若因在宗之后，则宗既已建立，又何必要因呢？若因与宗同时并举，则二者犹如牛之两角分离而不相关。如果三时无因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一切因皆非正因，任何论宗都无法加以证明，敌宗也不可能成立，正如“说谎者悖论”一样，这种责难的言语本身都是无法证明的，因此是一种明显的似因过破。（&）无说相似，它是敌者运用未说因之前无因以证宗来相难。如敌者反驳云，立者若用“勤勇所发”因来证“声无常”宗，那么在此因说出之前便什么理由都没有，既然没有因，无常宗也就不成立。这是敌者增加了一层与原论题意思无关的语句“未说前”来难破的，因此是一种似不成因破。（’）无生相似，它是敌者以宗有法未显生之前其因便不存在来驳难。如敌者认为，声音在未显发之前不存在勤发因，勤发因既然没有，“声是无常”宗就不能成立。这也是敌者强加了一层与立者论旨无关的语句“未显发之前”所引生的谬误。（(）所作相似，它是敌者以割裂作为因的语词的含义来相难。如敌者难破云，立者以“所作性”因、“如瓶等”喻来证“声无常”宗，但是瓶之所作与声之所作是不一样的（瓶是绳轮所作，声是咽肌所作），故瓶之无常与声是无关的。这是割裂语词的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联系来非难的谬误。
其余的过类为似喻过破，有五种：（!）同法相似，它是以异法喻依代替同法喻依从而颠倒成立相违之宗的过失。如敌者驳难说，立者既以声与瓶都有勤勇无间所发性而说声与瓶一样是无常的，那也可以说声与空都是无质碍的，故声与空都具有常住性。这实际上是以含义相反的语词来替换原来的语词所产生的谬误。（"）异法相似，它是以同法喻依取代异法喻依而颠倒成立相违之宗的过失。如敌者难破道，立者以异喻虚空上无勤勇所发性从而常住，来反证声既为勤勇所发就定是无常，然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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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品的瓶倒可以作为异品，因为瓶是无常而有质碍，声既无质碍就应是常住。这是以含义相反的语词作为同喻依而成立矛盾之宗，因此是一种似喻过破。（!）分别相似，它是敌者以同喻依的其他含义来难破所产生的过失。如敌者责难云，同品瓶上有可烧、可见的属性故而无常，而声却没有这些属性，故声是常住。显然，这种错误相当于亚氏所说的语词歧义。（"）无异相似，它是敌者将同喻依与宗有法无差别地合为一体所产生的过失。如敌者破斥言，若声与瓶同为勤勇所发性和无常性，那就使得二者在其他属性上也没有差别，即瓶的一切属性声都应当具备，声与瓶便合成一体，而事实上声与瓶不可能成为一个事物，因此若瓶是无常则声应是常住。这在语词上是一种将“分同”偷换成“全同”的谬误。（#）生过相似，它是敌者以同喻依尚未得到证明相难。如敌者反难道：你说同品瓶上有无常属性，又有什么原因予以证明呢？这是一种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的谬误，因为瓶具有所作性本来是立敌共许的，并且仅凭现量（直接经验）就可以得到证实，无需另找理由来证明，所以敌者以此设难是毫无道理的，也表明敌者已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只好借助撒野耍赖来狡辩，是相似过破。
堕负即堕入负处，指在论辩中由于误解或不了解对方的论旨，或违反逻辑，或缺乏论辩技术等而导致败北。对此，陈那指出：“又于负处，旧因明师诸有所说，或有堕在能破中摄，或有极粗，或有非理如诡语类，故此不录。……又此类过失言词，我自朋属论式等中多已制服。”这是说，所谓负处，有的原本已包含在能破的过失之中，有的很粗疏，有的属诡辩一类，而且这些过失大多已被纳入论式之中加以解决了，因此不再专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在有关论式的过失论里并未包括所有负处，而这些负处着眼于语言分析，有必要再加以讨论。关于堕负，
《方便心论》和《如实论》都有专章论述，我们着重于前者的研究。
《方便心论》“明负处品”一章列有十七种负处，但多数只说负名而未加例释，兹试解如下：（$）语颠倒，即陈述理由舍近求远，不说产生结果的直接原因而说其原因的原因，从而陷于负处。（%）立因不正，即以似因为论证的根据而堕入负处。如随言生过似因是随着对方的言语予以曲解而生的过失，像“那婆”（&’(’）一词有新、九、非汝所有、不穿等义，有人说“我所服者是那婆衣”，意为穿的是新衣，而敌者却故意曲解为“穿了九件衣”、“非汝所有衣”、“不穿衣”等，横生是非而导致过失。这实际上是语句歧义的错误。（!）引喻不同，即在用词上将反喻的性质（如瓶上所作性）作为自己实例（虚空）的性质来确认，从而破坏自己的宗义而堕负。（"）应问不问，指在不明了对方言语时未及时发问。（#）应答不答，指论辩一方对某言词虽作了三次说明，听众也已理解，而另一方还是答对不出，从而陷入负处。（)）三说法不令他解，指有辩者尽管把话说了三遍，却仍不能使对方和听众明白，从而堕入负处。（*）彼义短阙而不觉知，指论辩的对方已出现言语谬误而未觉察，从而自陷负处。（+）他正义而为生过，指论辩对方的言论本无过失而横加诘难，致堕负处。（,）众人悉解而独不悟，指论辩一方已将自己的言论作了多次说明，听众也已了解，而惟独另一方不理解，这是愚昧的表现。（$-）违错，即违反“说同、义同、因同”的过失。说同者，如一方言“无我”，另一方若不了解此言的含义，就应“还依此语，后方为问”，然后再加以回答；义同者，指对言词不仅在音、形上一致，而且在意义上有同一的理解；因同者，即“知他意趣之所因起”，真正了解对方之所以会如是说的原因。如果回答时完全违反这“三同”，就堕入负处。（$$）不具足，指回答时不能同时满足上述“三同”而缺其一，就陷入负处之中。（$%）语少，即言词过少，缺少论式中某一支而犯的过失。（$!）语多，指论证过程中讲说因喻（理由）的言语过多而堕入负处。（$"）无义语，指只有文辞而无义趣的言语。（$#）非时语，指辩者于论证时缺少因、喻等言语，经对方指出后方才补救，但为时已晚，“此语过时，如舍烧已尽，方以水救”，已于事无补。（$)）义重，指所说的言语在意义上的重复，即同义语反复。（$*）舍本宗，指辩者受到对方的责难而放弃原来的主张。这有两种情况：一是辩者在遭到他人难破时以急速转换话题来应对，出尔反尔，从而舍弃本宗；二是辩者在急速转换话题之后，反诬对方也犯有违宗的同样错误。可以看出，以上负处的讨论是与语言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由上所述，佛教逻辑所区分的谬误比亚里士多德是远为丰富和完善，由于因明具有更强的论辩性和应用性，因此对语言的分析也就更为细致和深入，使其在语言方面的谬误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这对语言逻辑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它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我们进行更为深广的探索。
［责任编辑：周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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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与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分析比较
作者：黄志强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政经系,广西,南宁,530001
刊名：
学术论坛
英文刊名：ACADEMIC FORUM
年，卷(期)：2004，(3)
被引用次数：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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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彭辉.冯永昌因明三支作法、逻辑三段论及其比较-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10)
因明又称佛教逻辑,是通过宗、因、喻等所组成三支作法,进行推理、证明的学问.逻辑三段论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关于演绎推论的理论,被视为西方逻辑学的基础.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一定范围内是等效的,但是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论证的目的不同;中词媒介方式不同;推理形式不同;排列顺序不同.
2.期刊论文石文甲.SHI Wen-jia《正理滴论》中的似因探赜-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12)
从逻辑角度对法称论师在其代表著作<正理滴论>中提出的三种正因:自性因、果性因、不可得因进行研究,讨论违反正因而产生的错误.通过对上述三种似因的分析以及将其与形式逻辑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因明里包含着深刻的逻辑思想,与西方的形式逻辑,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有着种种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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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认知语言学
走进认知语言学 摘要：认知语言学是近年来语言学的研究热点，它是在新的哲学观和认知观基础上，以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对世界进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新兴语言学科。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产生发展、定义、基本假设、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五个方面浅谈了对该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认知；认知语言学；现代汉语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进行思维的工具，为了让语言更好的为人类的交际活动服务，我们必须要研究语言，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语言，运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它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作为一名在读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研究生，我需要掌握各种语言理论知识，不仅要了解旧的语言理论，更要关注最新的学术问题，为以后的现代汉语的学习研究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在语言理论的课堂上，我第一次认识、了解了一种新的语言理论——认知语言学。 一、我对认知语言学的认识 认知语言学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经过了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形成的一个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认知语言学理论的产生与当时科学理论的大背景是一致的。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认知科学应运而生，它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计算机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语言学、心理学、系统论等多种学科，这其中也包括了认知语言学。 （一）认知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 认知语言学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自80年代中期以来，它的研究范围已扩展到了语言学的各个领域。认知语言学最初是针对“语义”的研究提出来的。美国生成学派以Langacker为首的语义学家们认为语义部分才是句法生成的基础,他们从底层语义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自然语言的句法不是自主的，不能独立于语义，而语义也不能独立于人的认知。至此,他们摆脱了乔姆斯基的句法形式研究，走上了认知语言学的道路，成为了认知语言学的奠基人。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总结演示教学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 总结
试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总结 总结: 亚里士多德修辞说服逻辑论证技术辩证法 摘要亚里士多德面对现实的修辞实践，对修辞术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与分析，标志着古典修辞术的成熟。他将修辞术与逻辑联系起来，试图确立修辞术的技术性地位，但这事实上局限了修辞术的运用。 键词修辞术辩证法技术逻辑 修辞术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世界，并在古典时代达到繁荣的雅典民主制下盛极一时。无论是在集会、诉讼等公共场合，还是私人的日常交往，修辞技艺都获得了普遍的应用。特别是在权利的获得与城邦的治理中，成功的修辞运用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决策与前途。修辞术之普遍受到重视，与长期修辞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都为修辞学的确立与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这个任务就由亚里士多德历史的完成了。他写了大量的修辞学论著，特别是在《修辞术》中，系统地总结了修辞技艺，阐述了较完整的修辞理论思想。本文即试图对此进行初步的分析与评价。 一 对修辞术的研究早已开始。智者是早期的修辞学家。他们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因而放弃了追求真理的自然派哲学传统，将通过说服而能影响和控制人
的修辞术奉为最高智慧。智者们以传授修辞学为业，并为此编了很多实用性的修辞手册。这类作品都是从各自的修辞经验出发，虽然总结了一些说服技巧，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柏拉图批判说，它们都没有解决"怎样有效的使用各种方法，怎样才能使一篇文章形成一个整体"等问题。在柏拉图看来，这类作品所讲的技巧缺乏技术的必然性，很难被初学者掌握，不过是一些"修辞学垃圾"。其实，智者的技艺真正遭到柏拉图反对之处，还是在于它不管什么真理，而一味追随大众信念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将其贬为"奉承"的程序而予以摒弃。不过，简单的予以否定似乎没有意义，修辞术仍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在现实中发挥着作用。相比之下，以追求真理自命的哲学的现实作用却总显得微乎其微。诉诸来世的说教太苍白无力，柏拉图不得不正视修辞的价值所在，承认"修辞学却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没有其帮助，"即使知道什么是真理也不能使人掌握说服的技艺"。一方面，他坚持对"虚假修辞学"的拒斥，另一方面电子商务资料库335(1;:+.33-**1则试图构造一种"真正的修辞学"。这种修辞学首先要知道事实的真相，还要能根据不同的灵魂本性找到适合的说服方式。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修辞术才能"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取得成功"，即可以被人必然的掌握。其实，柏拉图的改造不过是利用修辞术为哲学服务而已，这种理想的修辞术充其量不过是哲学的修辞学，现实意义并不大。但这至少表明，修辞术已经受到了柏拉图的重视。 亚里士多德正是在柏拉图的学院中主要从事修辞学的研究和教授的。在这里，他写成了他的最早著作，论修辞术的《波卢斯》。后来又写了大量修辞学论著，不过现在可见的主要是《修辞术》这部著作。亚里士多德极为广博的学术研究就是从修辞学开始的。
浅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摹仿论的异同
浅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摹仿论的异同 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很多对于文艺的论述几乎都要论及摹仿,这成为这一时段文艺理论形态的显在话语。以往一般把柏拉图关于摹仿的文艺思想视为西方文艺理论摹仿论的起点,其实,从现有的资料上看,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学者们就已经开始论述摹仿了。最早的“摹仿”观念是与原始巫术相联系的。从原始巫术的“摹仿”观念,到描述与僧侣祭祀活动相联系的音乐和舞蹈的摹仿,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摹仿数”,构成了古希腊早期摹仿观念的发展轨迹。其中的代表学者有克塞若芬尼、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他们的理论反映了早起古希腊对文艺的朴识，但是只是从外部触及了瘟疫的本源，显得十分片面。 柏拉图是古希腊集大成的思想家，他的文艺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般说来，古希腊人的“艺术蓦仿自然”的看法本来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艺术观，到了柏拉图手里才起了本质的变化，成了他的唯心主义艺术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柏拉图看来,只有“理式”(即共相、一般、普遍)才是真实的,一切具体的个别事物都只不过是“理式”的影子。在他的哲学理式思维里,最高等级的是“理式”;第二等级的是现实世界,他称为影子;第三等级的则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映,他称为影子的影子。李秀斌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论要》中对柏拉图蓦仿说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从探求艺术的本质看，柏拉图认为感性的现实世界是由蓦仿观念世界来的，艺术世界是由摹仿感性的现实世界来的。因此，艺术世界就成为
理念的‘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这就是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对他以前所流行的艺术幕仿现实的传统观点所给予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解释，从而形成了柏拉图的‘幕仿说’。” 亚里斯多德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摹仿说”。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坚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可以说，“蓦仿”是《诗学》的中心概念和出发点，是亚氏文艺理论的基础。亚里十多德的摹仿说则放弃了柏拉图的理式哲学，系统地讨论了模仿在诗歌乃至艺术当中的作用，肯定了模仿的地位，拉近了文学与真理的距离。在《诗学》中，亚里十多德从模仿艺术的本质、对象和方式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以此说明文学模仿是人与自然目的相一致的体现。他不仅肯定了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这一事实，并进一步指出模仿是用以区分艺术作品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模仿成为区别诗和自然科学论著的特征。他认为模仿是人类的本能，人们可以从模仿中得到快感。根据亚里十多德的理论，获取知识是人类的本能，模仿则是人类最初获取知识的途径，对人来说，获取知识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另外，技术处理、色彩或其他因素也能够引发人的快感。亚里十多德拉近了文学与真理的距离，并从具体的模仿对象和方式等角度进行探讨。 由此可见，二人的“摹仿说”有着本质的不同，下面，我将就两人理论进行比较。 1、两种“幕仿说”的哲学基础不同 “理念”是柏拉图哲学研究的核心间题。“他称这种实在为‘理
(完整版)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影响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影响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非常受人关注的哲学家，被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出身于古希腊北方的斯达奇拉，父亲是马其顿王阿穆塔的宫廷医师。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体系。他第一个以科学的方法阐明了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并把混沌一团的科学分门别类。他奠定了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提出了公理化体系的理想。他的形而上学使他荣膺“哲学家之王”的称号！ 一、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规定了“哲学”，也就是自称为“第一哲学”。在《形而上学》中指出，有一种科学在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存在的存在”即是指“一般的普遍的存在，是存在本身。而一切存在的中心点就是‘本体’”。在同书中他还指出，哲学的对象是“可以分离的本体”。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神学”，神学不但是首要的还是普遍的。 总体来看，他的意思是说哲学所研究的内容是为其他科学作为起点的最终本体，是汇集任何经验科学的全部。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分为理论.实践.创造三部分，是因为各部分目的不同。广义上说，一切学问都离不开知识。然而狭义上说，理论部分目的在认识，以纯粹的知识为对象：实践部分目的
在动作，以人类的行为为对象：创造部分目的在造作，以有用或者美学的作品为对象。实践部分是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范围，创造部分是艺术的范围；两个范围却有相同之处，同处在于对象能变，人的行为能变，物方面的作品也能变。他认为人性本有理性部分与非理性部分。理性部分还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与不变的事物发生关系者，（二）与变的事物发生关系者。外在的世界既有不同的对象，内在的人性便也有不同的部分与之相应；知识之所以可能，只因人性中有与外界对象相应的部分。实践部分有伦理学与政治学，其实伦理学也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他的政治学分为论个人行为的和论国家行为的，前者是真正的伦理学，后者是通常所谓的政治学，他还把经济，战术，修辞等认为是政治学的附庸。 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历史地位 亚里士多德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类导师，他与这个称号无疑是相对称的。诚如他的学派――逍遥学派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他徘徊在古希腊的文化史中，游荡在天.地.人三界的广漠的知识领域中，攥写了百余部大著。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时期的地位是毋庸置疑非常重要的。最早便起源于早期欧洲文艺领域，即是所谓的“自然学派”、“心理学派”和“历史学派”，这些都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学术作为他们学派的理论来源。他不仅在一方面阐述古希腊文化的最高理论，而且咋另外一方面建立起规范的理论知识。给西方文学方面有
浅谈对语言学的认识
浅谈对语言学的认识 语言学如同它研究的对象——人类语言那样普通显现，没有什么特别艰涩的，这是大多普通人在第一感观中的认识。这样可以说是将语言学简单而且表面化，这是肤浅的理解，如此这样，就无法深刻的探索得语言学的本质。 那为什么大家会如此的认识而且还很固执的笃信自己的判断 呢？这是因为视野，大众只是看到了语言在自己存在的时代，自己生活的群体间的交流。也就因为视野决定了对语言格局的把握，决定了对语言区间的把握。 语言的区间存在多样性，有历史的区间，有地域的区间，特别还有未来的区间，而种种区间间有距离，有距离也就构成了交流的障碍。单从语言讲，它是用来沟通人类情感的，它是人类感情、思想、智慧的载体，而一种天然的距离阻隔了今日与历史的对话，本土与异域的交流，今天与未来的传承，那么语言学作为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就为消除这种障碍构筑彼此对接的轨道，以一种平台使他们交流畅通。交流才是语言的本质，交流流畅是语言学的功能所在。 我们若只认识到语言学在人类语言交流的本质职能，也无法深刻的理解语言学，而只是使语言学平面化，不能使其主动影响社会交流的功能，也就削减了它的职能。我们还要在语言发展的轨迹上，以一种科学态度审视，揭示其本质。 语言不仅是讲述客观事实，而更重要的是那是人类情感表达的载体。语言在传递中发生了变化，如遗失现象，还特别的是反义现象，
这些特点也就是语言学存在的意义，那么情感就为语言的发展的隐性动力，而情感抉择是人类价值观，世界观的外征，是自我意识的展示。这就是我们依语言的表现特征探知一个时期一个人群的情感特征，从而解读他们的心理。
语言的发展当然不只在主观因素，还有众多客观因素，而客观因素的共同特征就是：语言的不通存在，他们彼此要在碰撞中融合。例如我们中国语言，我们普通话是以北方语调为基础，而就在北方语言区上也依然存在历史进程中传递下来亦然消失的语言的痕迹，特别表现在口语上，更具体讲如陕西人说“快”它不是一个字，而是一连串的“音读”我们即就是用音标也无法注明。 语言学作为研究人类语言的学科，在不同历史环境下其研究的主体也发生变化，最早期以研究古代文献和书面语为主，由此，在教育部发达历史环境下，以此沟通学习者与先贤们智慧、情感上的共鸣。而今天，我们语言学则以当代语言和口语为主，为何？因为今天教育的发达普及，群体间拉近了沟通交流的重心，那么彼此重合度高了，而促使这一切发生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一体化，文化碰撞成为了一种必然，而彼此的抵触融合在所难免。我们的语言体系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引进了音标，此为国际通用。还有在文化融合中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的结果，也是彼此有借鉴。如字体我们由过去繁体字表象功能更强，而简化字叙述性更强。而音标的引入，还有我们语言教育的一种取向，使我们汉语与英语这两种语言体系有彼此影响。用音标字母表示词语，而且还有讲汉语总是掺杂英文单词，这已是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总结
试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总结 总结: 亚里士多德修辞说服逻辑论证技术辩证法 摘要亚里士多德面对现实的修辞实践，对修辞术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与分析，标志着古典修辞术的成熟。他将修辞术与逻辑联系起来，试图确立修辞术的技术性地位，但这事实上局限了修辞术的运用。 键词修辞术辩证法技术逻辑 修辞术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世界，并在古典时代达到繁荣的雅典民主制下盛极一时。无论是在集会、诉讼等公共场合，还是私人的日常交往，修辞技艺都获得了普遍的应用。特别是在权利的获得与城邦的治理中，成功的修辞运用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决策与前途。修辞术之普遍受到重视，与长期修辞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都为修辞学的确立与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这个任务就由亚里士多德历史的完成了。他写了大量的修辞学论著，特别是在《修辞术》中，系统地总结了修辞技艺，阐述了较完整的修辞理论思想。本文即试图对此进行初步的分析与评价。 一 对修辞术的研究早已开始。智者是早期的修辞学家。他们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因而放弃了追求真理的自然派哲学传统，将通过说服而能影响和控制人的修辞术奉为最高智慧。智者们以传授修辞学为业，并为此编了很多实用性的修辞手册。这类作品都是从各自的修辞经验出发，虽然总结了一些说服技巧，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柏拉图批判说，它们都没有解决"怎样有效的使用各种方法，怎样才能使一篇文章形成一个整体"等问题。在柏拉图看来，这类作品所讲的技巧缺乏技术的必然性，很难被初学者掌握，不过是一些"修辞学垃圾"。其实，智者的技艺真正遭到柏拉图反对之处，还是在于它不管什么真理，而一味追随大众信念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将其贬为"奉承"的程序而予以摒弃。不过，简单的予以否定似乎没有意义，修辞术仍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在现实中发挥着作用。相比之下，以追求真理自命的哲学的现实作用却总显得微乎其微。诉诸来世的说教太苍白无力，柏拉图不得不正视修辞的价值所在，承认"修辞学却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没有其帮助，"即使知道什么是真理也不能使人掌握说服的技艺"。一方面，他坚持对"虚假修辞学"的拒斥，另一方面电子商务资料库335(1;:+.33-**1则试图构造一种"真正的修辞学"。这种修辞学首先要知道事实的真相，还要能根据不同的灵魂本性找到适合的说服方式。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修辞术才能"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取得成功"，即可以被人必然的掌握。其实，柏拉图的改造不过是利用修辞术为哲学服务而已，这种理想的修辞术充其量不过是哲学的修辞学，现实意义并不大。但这至少表明，修辞术已经受到了柏拉图的重视。 亚里士多德正是在柏拉图的学院中主要从事修辞学的研究和教授的。在这里，他写成了他的最早著作，论修辞术的《波卢斯》。后来又写了大量修辞学论著，不过现在可见的主要是《修辞术》这部著作。亚里士多德极为广博的学术研究就是从修辞学开始的。
比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法治思想
1.比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法治思想 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重视统治者对智慧的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浸透着对法律的推崇。但二者都是都是强调理性的作用，只是通过不同的治理手段而达到理性的目的而已。柏拉图的人治思想 柏拉图《理想国》中一个核心观点便是主张贤人政治，即“哲学王”统治。这种统治的基础是学者所设想的知识精英统治社会的理想。柏拉图的贤人政治，主要依靠哲学家的智慧治理国家。《理想国》反复强调这种贤人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忽略了法。柏拉图认为，哲学王通过知识进行统治，比法律同志具有很大优越性，法律远不能和哲学家的智慧相比。推崇人治，轻视法律是柏拉图早年的思想特征，但柏拉图并没有完全否认法律的作用能够或根本不要法律，柏拉图在以人治思想为特色的《理想国》中也论述法的问题。 但在柏拉图的晚年时期，它的法律思想开始转变，由于统治国家具有最高才智的人难以找到以及实践中的挫折，他又提出了法治，并认为“法治国”是统治人类的第二等好的选择。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的善，而为了实现公共的善，单靠教育是不行的，因为人的本性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所以必须有法律来制裁或者惩罚人们的不善行为。柏拉图后来论述的法治理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柏拉图称，法治的关键是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统治者可以不受法律制约，甚至可以以言代法，那么不管在这个国度里有多少法律，也谈不上什么“法治”。法治的基础是节制。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还要做到人人自觉守法。普遍的守法观念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 总的来说，他前期重视人治，后期重视法治。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 法治，一种治道，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式的城邦政治体制。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可以超越但却无法绕过的人物。他对法治思想和理念的贡献在于：首先，他是提出法治优于人治的法治理念的第一人。其次，他还最早提出并阐述了法治的两大要素——良法之治与法律至上。在其经典著作《政治学》里，他给出了关于法治的经典语义解释：“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而良好的法律是法治而前提。这其实也是法治的两个基本属性：法治之法应是良法，法应具有至上的权威性。专制政体的法律是“恶法”，服从“恶法”不能称作坚持法治，亚里士多德坚持柏拉图“恶法非法”的主张。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具体体现在立法、执法、守法的各个环节之中。国家的执政人员要严格实行法律，要加强对公民守法观念的培养和训练。他在《政治学》中对比和权衡了法治和人治的利弊，认为法治优于人治的地方在于：1.法律是经过众人的经验审慎考虑后制定的；2,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有公正性；3.法律具有稳定性；4，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5,人治容易误国家大事6,时代要求实行法治。 亚里士多德主要强调了法与道德的关系。其观点是：法治之法应具有特定的道德价值。首先，法治之法应以理性为基础。其次，法治之法以善为其终极追求。次，法治之法以民主意志为其基本品格。 思考柏拉图构思的是由哲学王实行人治的理想国家；亚里士多德则倾向于由中产阶级实行法治的国家。柏拉图追求理想化的精英统治，而亚里士多德虽未完全放弃贵族的统治方式，但他更加诉诸多数人的较温和的民主统治。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的人治方式，是因为他们为只有哲学王才能懂得怎样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柏拉图实际上强调的是理性（知识）是统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强调要重视法律,也是因为法律是按照理性来规定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以他们两人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理性。重视理性的作用,这是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的一贯主张。
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种新范式, 它包含许多不同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课题。认知语言学肇始于20 世纪70 年代, 80 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语言学中的许多领域, 如句法、意义、音系以及语篇等。其成熟的重要标志是1989 年春在德国杜伊斯堡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以及1990 年出版的5认知语言学6杂志。自诞生之日起, 认知语言学就把自己置于认知科学这一大学科中, 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以及神经科学等结下了不解之缘, 并逐渐成为当代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 在过去20 多年里, 认知语言学研究在几个重要领域里已卓有成效, 如范畴化、概念隐喻、转喻、多义性、拟象性以及语法化等( 参见文旭1999, 2001) 。尽管认知语言学家内部在具体方法、感兴趣的课题、研究的切入点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别, 但他们的研究目标和基本原则有许多共同之处。为了进一步理解并准确把握这一新的认知范式, 本文拟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基本原则、研究方法作一些解释与探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 语言是人类表达观念和思想的最明确的方式之一。从/ 表达观念和思想0的角度来研究人类语言, 这种观点就是通常所说的/ 认知观0。这种观点认为, 语言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 而认 知系统由感知、情感、范畴化、抽象化以及推理等组成。这些认知能力与语言相互作用并受语言的影响,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研究语言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类表达或交流观念和思想的方式。 当代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对认知现实主义( cognitive realism) 的承诺, 即确认语言是一种心理或认知现象。语言学诸多门派都以探索隐藏在大脑中具有普遍性的人类语言机制作为终极目标, 换句话说, 语言分析的目的不只是描写人们的语言行为, 而是解释引起语言行为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 揭示语言行为背后内在的、深层的规律。像乔姆斯基、杰肯道夫(R. Jackendoff) 、兰格克(R. Langacker) 、雷科夫(G. Lakoff) 、比尔沃思(M. Bierwisch ) 以及赫德森(R. Hudson) 这些代表不同理论方法的语言学家, 他们的研究都具有这一目的。如果仅从这一目的来看, 那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杰肯道夫的概念语义学、赫德森的词语法(word gram2 mar) 与兰格克、雷科夫等人的认知语言学是完全一致的, 这样他们的理论似乎可以合法地称为/ 认知语言学0。然而/ 认知的承诺0只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 它本身对语言理论的具体研究原则和方法并不起支配作用, 对语言描写的内容和形式也未作具体的要求。因此, 尽管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杰肯道夫的概念语义学、赫德森的词语法与兰格克、雷科夫等人的认知语言学都许下认知的承诺, 但前者与后者代表的却是两个极端, 所以前者也就不属于今天公认的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主要包括雷科夫、兰格克、菲尔莫(C. Fillmore) 、约翰逊(M. Johnson) 、杰拉茨(D. Geeraerts) 、福科尼耶(G. Fauconnier) 以及塔尔米(L. Talmy) 等人的语言学理论或方法。它认为自然语言是人类心智的产物, 其组织原则与其他认知领域中的组织原则没有差别。语言作为人类认知的一个领域, 与其他认知领域密切相关, 并且本身也是心理、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反映。语言结构依赖并反映概念的形成过程, 而概念的形成过程又以我们自身的经验为基础, 即是说, 语言不是一个由任意符号组成的系统, 其结构与人类的概念知识、身体经验以及话语的功能相关, 并以它们为理据。语言单位( 如词、短语、句子) 是通过范畴化来实现的, 而范畴化通常以典型( prototype) 为基础, 并且涉及隐喻和转喻过程。语言单位的意义以身体经验为基础, 其描写需参照相关的认知结构, 如通俗模型( folk models) 、文化模型( cultural models) 以及认知模型( cognitive models) 。把语言使用置于人类经验基础之上的最重要结果之一, 就是要首先强调意义的研究。正如维尔茨比卡(Wierzbicka 1988: 1) 指出: / 语言是一个整合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一切都通力协作, 传递意义) ) ) 词、语言结构以及言外手段( 包括语调) 。0费斯米尔( Fesmire 1994: 150) 也指出, 认知语言学摆脱了主流生成语言学的传统, / 尽力解决人类是如何理解自己世界的意义这一问题0, 并且把自己/ 置于人类经验这一潮流中, 而不是纯粹的形式王国里0, 因此, 认知语言学/ 发展了一套人类理解的生态理论0。简言之, / 认知语言学明确地承诺要把意义的身体维度、文化维度以及想象维度( imaginative dimension) 结合起来0。很明显, 意义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而隐喻就成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焦点。语言学也就不再是对语言内部特征的一种自足的解释, 而是揭示和解释人类认知的一种有力工具。 据上论述, 我们大致可明确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 寻找不能脱离形体的概念知识的经验证据, 探索概念系统、身体经验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意义和认知之间的关系, 即所谓的/ 关系问题0( the relationship question) , 发现人类认知或概念知识的实际内容, 从而最终揭示人类语言的共性、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认知的奥秘。显然, 认知语言学的这一宏伟目标与当今人类最感兴趣的四大课题之一/ 揭示人类智能的奥秘0完全一致。 三、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原则 认知语言学中虽有不同的理论方法, 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一致的, 具有共同的理论原则。兰格克( 1987: 2) 曾把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原则概括为三个重要主张: 第一, 语义结构并不是普遍的, 在很大程度上因语言而异。语义结构建立在约定俗成的意象( conventional image) 基础之上, 其描写与知识结构有关。第二, 语法或句法并不构成一个自主的表征形式层次, 相反, 语法实际上具有符号性, 存在于语义结构的规约符号化中。第三, 语法与词汇之间没有意义上的区别。词汇、形态和句法形成一个符号结构的连续统, 这些符号结构虽因不同的参数有别, 但可以任意划分为不同的成分。雷科夫从更基本的层次阐述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原则。不过, 他是用/ 承诺0 ( commit2 ments) 来谈的。他( 1990: 3) 认为, 认知语言学有 两个根本承诺: 第一, 概括的承诺: 对支配人类语言各个方面的一般原则进行描写; 第二, 认知的承诺: 从语言学以及其他学科出发, 使对语言的解释与有关心智和大脑的一般知识一致。当然, 兰格克和雷科夫提出的理论原则只代表两家之言, 并未囊括认知范式中所有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 至少有六个基本原则可以把认知语言学中的不同理论方法联系起来: 1) 概念语义原则 意义等同于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 即心理经验的各种结构或过程, 而不是可能世界中的真值条件: 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就是在说话人或听话人的大脑里激活的概念, 更为具体地说, 意义存在于人类对世界的解释中, 它具有主观性, 体现了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思想, 反映了主导的文化内涵、具体文化的交往方式以及世界的特征。这一原则表明, 意义的描写涉及词与大脑的关系, 而不是词与世界之间的直接关系。 2) 百科语义原则 词及更大的语言单位是进入无限知识网络的入口。对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要进行全面的解释, 通常需要考虑意象( 视觉的和非视觉的) 、隐喻、心理模型以及对世界的朴素理解等。因此, 一个词的意义单靠孤立的词典似的定义一般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必须依赖百科知识方可达到目的。 3) 典型范畴原则 范畴并不是由标准) 属性模型( criterial2at2 tribute models) 定义的, 也不是由必要和充分特征定义的(Lakoff 1987; Taylor 1989) ; 相反, 范畴是围绕典型、家族成员相似性, 范畴中各成员之间的主观关系组织起来的。 4) 语法性判断的渐进原则 语法性判断涉及范畴化。一个话语的语法性或可接受性并不是二分的, 即要么可接受, 要么不可接受, 而是渐进的。因此, 语法性判断是渐进的, 并且同语境、语义以及语法规则密切相关。认知语言学家并不像生成语法学家那样, 要把语法写成是一部生成一种语言中所有并且是唯一合乎语法的句子那样的语法, 因为语法性判断具有渐进性、可变性以及语境的依赖性, 要实现生成语法学家所期望的目标显然十分艰难。 5) 语言与其他认知机制相关原则 认知语言学之所以为认知语言学, 是因为它要在一般的认知中寻找语言现象的类似物。认知语言学家积极吸收心理学关于人类范畴化、注意以及记忆等的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的理论, 从而使认知语言学更加具有活力。由此可见, 语言与其他认知机制具有密切的关系。
英语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三种说服方式知识讲解
英语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三种说服方式
亚里士多德的三种说服方式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演讲就是对听众的一种说服，让听众形成某种判断，认同、赞成并采纳自己所持的观点或采取某种行动，因而修辞学的目标就是研究如何能够达到最大的劝说效果。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一卷第2章和第二卷18至26章中就如何取得说服的成功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演说取得成功有两种手段，一类是不属于技术范围的或“非人工的”手段(inarti ficial proofs) ，如证据、证人、法律条文等这些已经存在无须演说者提供只需要恰当地加以利用即可的条件，另一类是属于技术范围的或“人工的”手段( artificial proofs) ，即需要演讲者凭借修辞方法达成的说服论证。亚里士 多德提出了属于技术范围的三种基本说服方式——人品诉求（et hos）、情感诉求(pathos)和理性诉求(logos)。 人品诉求是指修辞者的道德品质、人格威信，亚里士多德称人品诉求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所以演讲者必须具备聪慧、美德、善意等能够使听众觉得可信的品质，因为“人格对于说服几乎可以说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Kenn edy 1991: 38) 。“当演说者的话令人相信的时候，他是凭他的性格来说服人，因为我们在任何事情上一般都更相信好人”（亚里士多德 1991：29）。一位成功的演说家在演讲中“除了设法使受众成员进入最有利于说服工作获得成功的感情状态以及向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之外，还必须展示出一种能赢得他们尊重和信赖，对他们具有感召力的人格，并利用这一人格所具有的威信来影响他们的决定”(刘亚猛 2004：165) 。人品诉求不仅仅是演讲者与听众建立可信性的桥梁，同时也是对雅典人所认为的可信人群品质的研究。 情感诉求是指通过对听众心理的了解来诉诸他们的感情，用言辞去打动听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动之以情”。它是通过调动听众情感以产生说服的效力，或者说是一种“情绪论证”(pathetic proofs) ，主要依靠使听众处于某种心情而产生。演讲者通过带有倾向性或暗示性的语句向听众施加某种信仰和情感来激起感情并最终促使他们产生行动，可以说，“对情感诉求的研究是一
亚里士多德哲学名言名句大全摘抄
亚里士多德哲学名言名句大全摘抄亚里士多德哲学名言名句大全摘抄 吠犬之用，胜于睡狮。 人生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人类是天生社会性动物。 严肃的人模仿高尚的人的行动，轻浮的人则模仿卑劣的人的行动。 所谓平等，就是穷人不占富人的便宜。 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语言形成的。 真正的美德不可没有实用的智慧，而实用的智慧也不可没有美德。 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的德，另一种是行为的德。前者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最初偏离真理毫厘，到头来就会谬之千里。
没有一个人能全面把握真理。 热爱真理的人在没有危险的时候爱着真理，在危险的时候更爱真理。 在科学上进步而道义上落后的人，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一个纵情恣乐毫无节制的人，会变成放荡的人；一个像乡下人一样忌避一切快乐的人，会变为麻木不仁的人。 一切艺术、宗教都不过是自然的附属物。 即使上帝也无法改变过去。 天才必然和疯子结成亲密的联盟。 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 美是一种自然优势。 德能够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的德，另一种是行为的德。前者是从领悟中得来的，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美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户外太多和太少，同样的损伤体力；饮食过多与过少，同样的损伤健康；唯有适度能够产生增进持续体力和健康。 没有一个人能全面把握真理。 （古希腊）教育应由法律规定，并且应是国家的事务。 一个人应对正当之事物，从正当的时机，而且在这种相应条件下感到自信，他就是一个勇敢的人。 邪恶事件起因于邪恶。 天才必然和疯子结成亲密的联盟。 在教育上，实践必先于理论，而身体的训练须在智力训练之先。 美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习惯能造就第二天性。 吠犬之用，胜于睡狮。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摹仿论上的异同
摹仿论之文艺本质 一、摹仿论的哲学基础不同“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基础。他认为：“理念不仅有本领创造出一切器具，而且造出一切从大地长出来的，造出一切有生命的，连他自己在内；他还不以此为满足，还造出地和天，各种神，以及天上和地下阴间所存在的一切。”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世界的本源，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故此，艺术双倍地脱离真实，只能算“影子的影子”。在《理想国》卷十中，柏拉图以三种床为例阐述自己得观点：木匠所造之床依存于床之为床的“理念”，而画中床则摹仿了木匠所造之床。 和柏拉图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唯心哲学体系相反，亚里士多德肯定具体存在的事物是“第一实体”。例如柏拉图所言的“木匠所造之床”，从而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不仅如此，他进一步确定，艺术比具体存在的个别事物还要真实，“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换言之，艺术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二、文学的含义不同首先是摹仿的外延不同，柏拉图的“摹仿”不包括颂歌，他把歌颂神和英雄的颂歌，叫做“非模仿艺术”。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摹仿；其次是内含不同，虽然柏拉图完成了“摹仿论从自然观点到社会观点的转变”，但是他给“摹仿真实的本体论定位低于被摹仿对象的定位”艺术被看作是“属于游戏性质”的虚假。亚里士多德直截了当地指出艺术摹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 摹仿论之文艺活动 在《伊安》篇中，柏拉图借其师苏格拉底之口告诉伊安：“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是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依柏拉图之见，诗人写诗依靠的是灵感，即诗神的迷狂，“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其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另外，他还认为，，灵感的获得是完整的灵魂“见到尘世间的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是对理念世界的直接摹仿，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和真理隔了三层”的摹仿。 如果说柏拉图关注创作意图的萌发，从而区别文艺创作与技艺制作，那么亚里士多德就是注重创作构思的完成，指出艺术创作的关键是重要的三种方法。 亚里士多德说：“诗人既然和画家与其他造形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摹仿者，那么他必须摹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对应这三种模仿对象，实际是三种创作方法，用时下的话概括依次便是：“再现”、“表现”、“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悲剧论是在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而且“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能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在此看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加真实，从而“悲剧比史诗更受雅典人的青睐，悲剧按照真实性再现行为，其摹仿成分更明显”。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提出悲剧的六大因素：情节、性格、思想、言词、形象和
我对语言学的认识
我对语言学的认识 语言学，顾名思义，是研究语言的科学。语言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现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具有的现象，是人类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现象。语言现象在我们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总是以言语的形式与他人交流互动。语言学就是研究我们日常生活交际中所使用的语言的发展规律以及语言所表现的结构，当然这个语言既包括声音形式的口语，也包括了我们读书看报所涉及的书面语。 语言现象是最早纳入人类研究视野的现象之一。语言学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古城。中国、印度、希腊-罗马是语言学的三大发源地，在传统语文学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解读文言文典籍的需要进行的。 语言本身的构造很复杂，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通常来说，语言系统大致可以分为语音、语法、词汇等几个子系统。正是这几个子系统才会构成纷繁复杂的语言结构。也正是因为语言结构的复杂，变化多端，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才会困难。 由于语言用于日常交际互动，语言与社会生活也有密切的关联。语言既有自身结构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也与人类自身以及社会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语言学除了关注语言本体的结构性质和发展规律，同时也要探究语言系统与人、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可以说，语言的发展变化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语言的变化反应这社会生活的变迁。语言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研究的最根本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思想的进步，语言学和各个时代的自然科学思潮同样体现出密切的相关性。语言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的桥梁。在历史上，语言研究曾为解读古代经典、继承传统文化提供了基本保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体系的完善，语言学的应用价值越来越广泛。语言学在科学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语言学既有作为基础学科的魅力和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是一门既有悠久历史又具有科学前沿性的充满活力的科学。 那语言的功能有什么呢？第一功能是社会功能。语言的信息传递功能，是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同时语言还有人际互动功能。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它使语言作为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交际互动的工具。语言的第二功能是思维功能。语言是社会现象，是社会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心理现象，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思维功能是语言功能的另一重要方面。在思维功能方面，儿童语言习得与思维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是考察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一条很好的途径。儿童的思维和认知的发展在语法掌握方面有更明显的体现。除了儿童，聋哑人同样也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像这样的视觉符号成为聋哑人中重要的表达方式。教会聋哑人观察和模仿常人说话时的口型，是帮助他们掌握语言的另一条途径。思维能力的普遍性和思维方式的特殊性，与语言性质是密切相关的。人类语言既有全人类的普遍性，也具有不同语言结构的特殊性，二者都是语言学所要探究的是深入认识语言的本质所不能忽略的。 在学习语言学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很重要。我们应该知道语言学的分类，能在脑海里有分支图，从而使我们自己能够对每个分支图下的内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语言学虽然听上去非常空洞让人觉得概念很大，但其中的学科分支是很细很密，非常有意思的。他不仅是文科，还与理科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学习研究语言学很锻炼人，很有意义。但是，由于语言自身的复杂性和我们对于语言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有关语言的理论非常复杂。虽然我们所学的课程只是全部语言理论的一部分，但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还是为大量而抽象的理论所困扰。同时，因为语言学纲要是从概论性质阐述语言学，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涉及到之前学过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我们也要融会贯通，及时复习掌握大纲。所以，我们在学习这门课程中要注意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_认知文体学_语篇分析中的语言与认知_介绍
2004年9月 第36卷 第5期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For eign L anguage T eaching and Research(bimonthly) Sept.2004 Vol.36No.5 认知文体学 语篇分析中的语言与认知 介绍 重庆大学 刘国辉 E.Semino&J.Culpeper(eds.).2002.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 t A nalysis.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 pany.Xvi+ 333pp. 一 认知文体学 语篇分析中的语言与认知 由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两位学者Semino和Culpeper主编并作序,汇集12位作者在认知语体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而成。其目的是展现认知文体学的研究现状和文体学今后的发展方向。 认知文体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既新也旧。旧是因为文体学一直关注语篇与读者的语篇解读,语言形式与效果的关系。比如M ukar ovsky(1970)的 前景化 理论(F oregrounding theor y)在当代英美文体学的发展过程中就起过重要作用,它特别关注语言选择和语言模式的认知效果。不过,认知文体学与传统的文体学还是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传统文体学倾向于用语言理论或框架来解释或预测语言材料的解读,而认知文体学则关注语言分析或语言形式选择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这就为语篇及其解读的关系提供了更系统、更详尽的描述。 二 该书前三章涉及认知语言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在特定具体语篇中的应用。在第一章,Cr aig Hamilton阐释了 概念整合 或 复合 理论如何解释隐喻、类比和讽喻在Christine de P izan15世纪的语篇T he Book of the City of L adies中的运用。他的分析系统地解释了读者对这本书的直觉理解,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群对此解读的相同性和差异性。最后,他声称: 今天很多学者都明白文学批评需要转向认知,以免它成为一种完全伪造而又无意义的事业。 他还说,像 女性读者 和 性别记忆 等时髦概念缺乏合适的科学基础。第二章,M arg ar et F reeman认为对思维和语言体验认知的关注必然导致语篇,尤其诗歌物理结构形态的重新评估。他分析了Emily Dickinson原创的两首诗歌手稿,由于多次印刷,评论家认为它们已经模糊不清了。他展现了人们如何用认知手法来获得这两篇文章的合适解读,以及Dickinson个人概念宇宙中的知识域和概念隐喻。他强调: 认知诗学有较强的解释力在于它能够解释语篇意义的产生和合适理解。 第三章,Yanna Popova讨论了Henry James的T he Fig ure in the Carpet,这个故事有歧义,引起了文学批评者的不同解读。Popova在此并不是想解歧,而是想利用认知语言学概念来洞察歧义存在的原故所在。她还考察了James神话大约三十个不同的版本,并分析了其中的两种主要解读。她认为利用认知语言学方法可以区分基本的 原型 解读和其它非基本的解读,即解读的变异。这些不同的解读并非同样可以接受,因此她提出: 在解读理论中需要提出一个介于多元化和客观存在之间的中间地带。 第四章到第八章是认知语言学理论和其它理论方法的折中应用。同时第七章和第八章还指出了认知语言学范式的不足。第四章Peter Stockw ell分析了M il ton四首不同篇章结构的商籁体,从指示语、句法结构、否定以及概念隐喻、吸引(attraction)、分心(distr ac 398
浅析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思想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8219029616.html, 浅析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思想 作者：陈琼 来源：《教育界·C》2020年第02期 【摘要】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不仅对当时的西方修辞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为现当代修辞学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在西方修辞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的修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该书中。文章立足于《修辞学》，简要概述了其体现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进一步探讨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观。 【关键词】《修辞学》;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思想 一、前言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人，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对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各领域的著作颇丰。在修辞学方面，他的《修辞学》一书是最古老且最具有影响力的修辞学专著，正如温科学学者所评价的“他对西方修辞学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这里要强调的是他在《修辞学》（Rhetoric）中的卓越见解”，“《修辞学》被认为是西方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即使在当代，也常常被认为是写作和言语交际学科的基础”（温科学，2006：7）。亚里士多德在西方修辞学史上首次把修辞学系统化，系统地总结了修辞技艺，他的修辞学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修辞学》一书中。 二、对修辞的本质属性提出了独特和深刻的表述 1.对修辞进行定义 修辞学在古希腊中指演讲艺术或“雄辩术”，所谓的修辞学家就是指演说家，其目的在于说服人，比如当今西方世界的总统选举演讲，或者议员选举演讲，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克林顿等都是伟大的演说家，他们无一例外地具备了强大的雄辩能力。在古希腊，各种哲学思想百家争鸣，哲学家都以语言作为武器来追求真理，雅典的民主政治使得民众得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因此，时代及社会的需要使得当时的演讲和论辩的风气日盛流行，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专门收取学费以传授演讲技艺的人，例如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高尔吉亚（Gorgias）等，这些人被称为“哲辩师”（sophist）。由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过分强调了煽情的演讲而忽视了问题的实质，因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428B.C—348B.C）对修辞学进行了评判和 攻击，把“辩证”（dialectic）和“修辞”对立起来。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严谨和认真，但在修辞学的观点方面，他与柏拉图持有不同观点。亚里士多德强调修辞学要以事实为根据及需要通过逻辑的说服论证，他指出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