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吴声功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领域的主要竞争优势，是立足于廉价劳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优势正在丧失。不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如越南、印度与中亚各国都在中国后面学习与追赶。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此，国内有的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大量生产轻纺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从目前日益升级的贸易磨擦看，我国这种低成本渗透战略已基本走到了尽头。伴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提高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未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战略。

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怎么调整、怎么升级？

我认为，首先，结构性问题是动态可变性问题，处于动态可变性中的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只有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经济增长环境中，才能获得较为妥善的解决。

按照系统科学观点讲，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的，都是要与外界进行能量、物质、信息交换的，系统的结构在这种交换过程中都是由量变到质量，都不会是绝对封闭与绝对静态的，这就是系统结构的可变性，即其动态性与开放性。在自然界，没有一种元素，它的结构是绝对不变的，只有开放性程度的差别而已。在人类社会，每一时代的社会结构也都是变动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结构也是一个动态可变的、开放的结构。那种闭关锁国的、孤立的、静止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尽管那种国际制度盲信论——认为只要不懈地融入，不懈地接轨，就可以换来和平、和谐、完全失去自我的论调也是要不得的。但是，对于处于动态可变性中的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来讲，只有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经济增长环境中，才能优化、升级，即获得较为妥善的解决。

中国经济就是在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升级过程中获得增长的。以一、二、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为例，1980年，一、二、三产业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0:49:21；2000年分别为16:50:34；2003年分别为15:52:33。我国GDP，从1978年3600亿元，到2003年达到11000亿元。从我国人均GDP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1987年，始终停留在300美元以下，到2000年达到856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到2003年突破1000美元，跨上了一个重要台阶。2004年，我国GDP总量为159878亿元；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投资823亿元，增长27.5%；第二产业投资31598亿元，增长38.4%；第三产业投资42675亿元，增长20%。从我国目前一、二、三产业发展态势看，应增强第三产业的投资，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是同一过程中的不同方面。只有着力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才能使国民经济获得可持续增长。

可以这么讲，未来中国经济优势，只有在技术不断进步与变革、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与提升，才能不断获得充分的发挥。并且，中国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调整，必须突破一国视角，即必须从全球视角着手，构建、调整、优化、提升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协调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

其次，必须抓住战略机遇期，调整与整合、提升与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比较竞争优势。

产业结构，作为一国的经济基石，始终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产业结构能否升级，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腾飞。不少学者认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源自于日本成功的产业发展政策。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人口众多的岛国，其经济发展从资源的获取到产品的销售都对国际市场存在相当的依赖。因此，众多的日本学者立足于日本国情，从日本产业发展实际出发，总结出了一套将日本置于相关国际经济区域

的、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开放性产业结构理论。典型代表有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费用论”，赤松要的“雁型”发展理论，关满博提出的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与由他构建的三角型模型。关满博用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应该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面对东亚各国和地区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体，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该研究实际上探索了未来日本如何建立国际协调型产业结构的问题，这对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很有启示的。

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人们常讲，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当中国的对外出口遭遇各种磨擦时，务实的日本人则发现，他们迎来了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从对中国低价索单到高价拒单，日本多年低速的整个制造业全面复活，濒临灭亡与放弃的造船业更是起死回生，定单几年也做不完。中国的造船业呢？却坐失良机。我不能不为之感到惋惜！

美国人对中国的纺织品设限，有没有对中国的飞机制造业设限呢？没有！因为，中国进口的是美国人制造的、西欧人制造的飞机，中国现在能有什么飞机卖给美国人与西欧人呢？这些本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但由于认识滞后，缺少产业准备，只好将这个机会双手奉送他人了。现在，我国将大飞机项目列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我认为，这对我国的经济与国防建设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诚如国内有关专家所讲，中国不搞大飞机，永远成不了航空大国，更不用讲航空强国。

看来，中国要抓住战略机遇期，真得动一番脑筋，好好研究一下，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满足于做人家的加工厂吗？能仅仅生产一些低端产品、价值链不长的产品吗？当然，生产价值链长的产品不一定非得是飞机、轮船、航空母舰；搞新型工业化，发展思路是很广阔的。韩国前不久研制出的高速电路板，美国人研制的人工心脏、人工眼，价值链都是很长的，附加值都是很高的；《福布斯》杂志与纽约维瓦尔迪伙伴调查公司合作，于2005年选出的过去4年全球20大高增长品牌，其中，排在前10名的苹果电脑、黑莓、Google、亚马孙网站、Yaboo！、eBay、红牛、星马克咖啡连锁店、Pixar动画影片厂、Coach，也都是价值很高的品牌。问题是，如何抢抓机遇，如何结合我国国情与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整合、提升与优化，如何拿出开拓进取精神来，调整、提升你要调整、提升的产业，开发出你要开发的价值链长、附加值高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形成中国产业结构的比较竞争优势，使中国产品在世界高附加值、高端技术产品品牌上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将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充分显示出来。

再次，必须突出重点，整合资源，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子来。

一方面，通过两大整合，保持可持续增长的产能。一是通过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战略联盟体与“板块经济”。从20世纪20年代起，产业集群成为西方经济学者、地理学家讨论的焦点之一。马歇尔是最早对该现象进行经济分析的学者，他从企业的外部经济的角度研究了企业集群现象，为以后的企业集群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认为，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仅受市场所引导，而且也被同一市场上其他企业的生产活动所影响。企业积极的外部经济直接促成了企业在一定空间内的相对集中，最终导致企业集群的出现。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不同，区位经济学家韦伯、胡佛等从资源地理分布的角度分析企业集聚行为。后来，波特则通过对前人的企业集群理论加以综合，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了企业集群。波特认为，企业集群所产生的持续竞争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及激励，是远距离的竞争对手所不能达到的。由于中国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集群作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之一，已经成为我国区域政策制定者和中小企业主关注的焦点。因此，中国产业整体结构的提升有必要采取企业集群这种方式，对各个区域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共生性效应，从

而将各个区域的比较竞争优势发挥来。二是通过重大工程与重大项目的带动，形成价值链不断延伸的产业链或产业带。

另一方面，通过重点突破，防止产能过剩。如对纺织业、房地产业等矛盾突出的行业，通过突破，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整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又如制造业，包括最终消费品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两个方面。在最终消费品方面，对于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又在国外市场遭遇磨擦而受阻的，应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实行优胜汰劣，撤下一部分，从而腾出竞争空间来，给造船业、飞机业、IT产业、生态农业、有特色的重化工与生物工程技术等；而就最终消费品与装备制造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刚刚起点，应突出这一重点，加大投入力度。通过加大发展装备制造业力度，来提升整个中国制造业，使中国制造业真正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构建创新型国家，形成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体系，必须考虑的重大步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