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与新自由主义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与新自由主义

摘要：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在竞选时及上任后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与以新自由主义代表的美国主流精英截然相反，这是否就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衰败？本文从特朗普当选后的政治措施、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以及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秩序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新自由主义仍是当前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

关键字：特朗普新自由主义社会秩序

一、特朗普就任一周干了什么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期间曾提出就任后将首先实施的一批重要承诺，包括提出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否则退出该协定；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取消煤炭及油气开采限制；清除奥巴马时代对能源项目设置的障碍；停止向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拨款；停止向“庇护城市”(即不为联邦当局抓捕或拘留非法移民的城市)提供一切联邦经费；中止与恐怖主义有牵连但又难以审查的地区的移民项目。[7]

那么他兑现了多少承诺？德新社特朗普就职后一周做的事情梳理如下：

第3日——1月23日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第4日——1月24日发布的总统备忘录，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推动两条石油管线的建设，其中一条管线计划将加拿大生产的重油送往美国加工，由于环保人士激烈反对等原因，奥巴马政府搁置了管线建设；

第4日——1月24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建造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境墙”，这一做法引发墨西哥方面强烈反弹，两国领导人预定本月３１日的会晤被取消；

第5日——1月25日特朗普发布推文称，由于个别州出现非法移民参与选民登记，将就美国去年大选中选民“欺诈问题”进行严肃调查；

第6日——1月26日美国白宫表示，计划向墨西哥征收２０％的进口税，用于资助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

第7日——1月27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国务院采取“新审查措施”，今后１２０天内暂停所有难民入境美国，90天内暂停向伊朗、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和伊拉克七国普通公民发放签证；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

第7日——1月27日特朗普签署针对美国军备的行政令，要求增加“更多战机、舰船和各类资源”以重建“空虚的美国军事力量”。

看来，特朗普一上台，就立即展现惊人的效率和干劲，大幅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但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特朗普所做的一切是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歧视女性、对民主的伤害，这一切都是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精英们所不能容忍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似乎要抛弃占主流地位已久的新自由主义。

二、新自由主义由来

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甚至更为久远的时期，但“自由主义”一词晚至 19 世纪初期才开始在西欧进入公众的视野。即便如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理念，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扫清了思想障碍，并以此奠定了自由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随着自由主义日益深入人心，西欧各国人民开始以自由的眼光审视世界。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脉络就遵循了一条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从现代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演进路径。[5]

古典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是17世纪的英国，它既是英国早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利器，也是引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发展的智慧结晶。古典自由主义强调消极自由、主张自由市场、限制政府权限等内容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后来现代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约翰·洛克被称为“自由思想的始祖”，亚当·斯密因确立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而被尊奉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先驱。洛克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有: 首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洛克认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人类不能转让且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在这三项自然权利中，财产权是最基本的首要的权利，失去了财产权，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也就失去了根基。其次，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自由的自然状态。洛克以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为本位建构了自己的自由观体系。再者，以社会契约限制政府权利，建立有限政府。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力，防范集权主义现象的出现，洛克将政府角色定位为“守夜人”，认为政府只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限制国家权力、建立有限政府是确保个人各种自由权利的先决条件。最后，倡导代议制民主，主张分权制衡。洛克在强调建立有限政府的同时，还主张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旨在通过分权制衡来根除国家或个人的专制主义，进而到达保护公民政治自由的目的。继洛克之后，将自由主义具体应用于指导市场经济活动的思想家首推亚当·斯密。斯密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人，每一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都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为目的。他进而指出，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人受制于“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方面在经济活动中实现着自身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市场主体间这种逐利行为能够自发地促进市场秩序并保持社会和谐。至此，斯密以其完整的论证确立了以自由放任主义为核心内容与基本原则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7世纪至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对促进资产阶级革命、解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曾发挥着积极作用，一度成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在此期间，美、法等国以政治纲领或法律文件的形式( 如 1776年《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发言》和 1791 年《权利法案》) 所阐释并确立的一系列自由主义原则，使古典自由主义成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主导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重要思想。

随着生产资料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冲突的加剧，加之1825年开始有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沼，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在所难免。虽然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初期就已完成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但在面对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时却束手无策。由此，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开始质疑并批判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强调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以新政著称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现代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早信奉者与推动者。

凯恩斯围绕充分就业和有效需求等问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原因，进而提出和论证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生活的论点。大致来说，凯恩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认为“有效需求”决定社会总就业量; 二是反对古典自由主义定位政府为“守夜人”的角色，主张加强、扩大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职能; 三是倡导实施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预算及大量发行国债为手段来消除经济危机; 四是强调以“积极自由”代替“消极自由”，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益相联系建设“福利国家”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以上凯恩斯观点为后来罗斯福实施“新政”提供了理论基础。1933年，罗斯福当选美国第 32 任总统。为了扭转国内经济危机，罗斯福一上任就宣布实施以“救济、复兴、改革”为核心经济政策的“新政”。罗斯福“新政”实质上就是以加强国家对经济社会干预的办法来实现消除经济危机和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进而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现代自由主义由于满足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逐渐取代古典自由主义而占据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直至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滞涨”危机的爆发才渐渐消退。

新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在时间演进过程上几乎在同一时刻，相对于现代自由主义而言，与其说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回归，不如说它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再次变种。新自由主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建立有限政府；二是保护私有财产，认为私有制是人类社会最合理的制度安排；三是崇拜“看不见的手”的自发力量，绝对肯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能力；四是在反对福利国家制度中建立福利国家。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即高通胀和经济增长停滞并存，而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一直站在凯恩斯主义对立面的新自由主义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同时，提出解决经济“滞胀”的对策，影响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跃居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1990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布什为适应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授意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起，召开了一个有关拉美地区8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调整与改革问题的研讨会。会议行将结束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约翰·威廉姆逊抛出了一份包含十条政策主张的所谓会议“共识”，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华盛顿共识”。[3]在“华盛顿共识”的十点政策声明中，除了新自由主义骨干们长期以来鼓吹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内容外，还特别强调各国政府应开放商品市场、金融资本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和监管。其用心十分明显，就是为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开辟道路，以便控制他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乃至整个经济命脉，当世界金融乃至世界经济的霸主。从此，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三化”的基础上，又扩展了“全球一体化，即全球美国化”。“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模式步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

三、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金融泡沫急剧膨胀，金融投机猖獗，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导致金融动荡和世

界经济的混乱。新自由主义在拉美试验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大量民族工业倒闭、失业率不断上升、社会不公平等加剧、外债增加。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实施后，俄罗斯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政局一片混乱，经济陷入负增长，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人民日益贫困化。从 1982年爆发的墨西哥危机，80年代末日本金融泡沫，到1994年墨西哥的第二次严重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和拉美的金融危机，再到 2001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等等，都是例证。这些危机的产生，虽有各国自身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兴风作浪是这些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刻根源。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与金融危机在全球的频繁爆发密切相关。[2]

2008年9月，起因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对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市场的自发调节不能使经济自动趋于稳定，金融自由化政策容易导致金融危机。于是，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金融风暴过程中，加大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加强金融监管成为国际共识。

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使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和90年代的经济繁荣，但也带来了政治僵硬化及去政治化。随着经济取代了政治，经济式的“管制（governance）”取代了政府（government），政治正确取代了政治论争，以华尔街、跨国公司和军火商代表的旧经济寡头以及后来以互联网、IT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寡头逐步取得了优势，成为美国社会实际的支配者。它们的支配方式不再像十九世纪传统的资本家那样，不是通过操纵选举和直接制定议程，而是通过推动经济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越过各国政府的约束直接攫取财富。

全球化的价格效果使资本通过投资赚得盆满钵满，而大部分劳动者则被迫面临更严酷的竞争、遭受更严酷的剥削、降薪以至于失业。全球化在美国则逐渐摧毁了原来主导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使其从90年代初的绝对多数变成现在的一半不到。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并以一举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跟美国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密不可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制造出美国十九世纪的那种巨大的收入差距和阶级分化，比如它在中美两国都创造出了一个巨富阶级，他们占有私人财富的大半。除此以外，全球化在中国创造出了一个人数庞大但只占全国人口一小部分的中产阶级，在美国则逐渐摧毁了原来主导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使其从90年代初的绝对多数变成现在的一半不到。这一过程由来已久，但却被欧美政府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给掩盖了。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便是布什政府“居者有其屋”式的金融救济——给那些不够资格的中产下层以及贫穷人口提供零首付的政府抵押贷款，然后让银行体系用金融工程的方式去消化风险。金融危机导致的政府救市和日益繁重的社会开支又进一步导致欧美政府卯吃寅粮，债台高筑。在这个要紧的关头，媒体和知识界又在做什么呢？媒体是社会的良心，学界是社会的大脑，但无论是心还是脑都没有正常工作。

首先，经济和文化变化导致这两个体系难以吸引到社会优质资源，尤其是第一流的人才。旧媒体面对新媒体已经是力不从心，经济社会地位大不如前，而且受到资本的掣肘，社会批判力量大大衰弱了。这里面还有知识上的困难，资本超越国界，运作复杂，综合科技、金融和法律的复杂性为一体，其运作方式和伦理问题又哪里是一般的媒体可以了解清楚的呢？

现在我们的顶尖社会和人文科学都在干什么呢？从数学和计算机技术上讲，他们可能远远超过了以前几辈人，但从反思性、现实价值和历史感而言，它们的

价值又在哪里呢？专业从事生产知识的社会科学学者呢？不得不说，他们的集体表现比媒体还不尽如人意。二十世纪早期的经济危机和全面战争催生了星光闪耀的一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战略家，例如凯恩斯、波兰尼、阿伦特、布迪厄、加尔布雷斯、福柯、哈贝马斯、基辛格和亨廷顿等。他们的对自身时代的反思和远见卓识超过了他们的时代，他们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甚至全人类的命运。现在我们的顶尖社会和人文科学都在干什么呢？从数学和计算机技术上讲，他们可能远远超过了以前几辈人，但从反思性、现实价值和历史感而言，它们的价值又在哪里呢？从某种意义上看，现在的很多知识产出属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院哲学，它们的作用主要在于对鲜活的现实生活仪式化和意识形态化，从而间接拱卫全球资本的帝国。“心”和“脑”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美国以及欧洲的知识困境。

四、特朗普与新自由主义

美国人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扉页中写到“1978年，中国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涨惨状。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通过一系列特殊政策为金融和产业松绑，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1]

“华盛顿共识”原来的算盘是，搞全球化、全球配置资源，海外成本低的地方生产，产品卖到美国很便宜，美国企业控制销售渠道。美国人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又能享用价廉物美的产品。另外，美国低利率借债，海外兼并高回报收益。可以用金融的海外收益养美国的高福利，让全世界替美国人打工。但是美国没有估计到的是，自由化全球化打败了苏联、东欧，压制了日本，却偏偏输给了中国。

原来，资本的海外收益不等于创造国内的就业。虽然目前高端产业的研发还控制在美国手上，中低端的产业大部出走海外。但是中低端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比高端产业多得多。于是美国就业问题、社会保障负担越来越严重。美国财政负债高的原因，首先是医疗和福利的沉重负担，其次是军备竞赛。这导致美国没钱搞基本建设，国内几万座桥老旧不堪。中国做中低端制造业，虽然利润薄，但就业解决得好，吸引大量农民工进城，老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经济规模扩大，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也加快。积累的外汇世界第一。

美国原想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国内做高端研发和金融贸易，低端在海外生产，资金利润回流美国。但是跨国资本却不愿回流，因为中国、爱尔兰等这些国家吸引外资的优惠税率都比美国低，所以利润都留在当地继续投资了。国际贸易理论讲比较优势，从微观层次看，自由竞争似乎是“双赢”的。但是从宏观全局看，各国的竞争能力不同，国家的相对地位就有升有降。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带动中国军事和金融地位的提升，打破了美国主导全球化的霸权地位。

美国从奥巴马时代就出台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但效果并不明显。如果美国制造业不足以和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竞争，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征收保护性关税。但奥巴马又是赞成全球化的，如果反对全球化，给他捐款的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业就不干了，因为没有全球化，这些企业就难以生存和扩张。奥巴马还搞了 TPP，想把市场份额从中国转到越南去，和中国制衡。但如果 TPP 成功执行，

首先打击的是日本、韩国的农业，日本、韩国的汽车业则会打击美国。中国其实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有趣的是美国自己放弃了，可知美国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已经力不从心了。日本国内对 TPP 是抵制的，但是安倍很支持 TPP，他想跟美国做政治交易，希望美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间接打击人民币，给日本的量化宽松护航。真实目的都是打货币战，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转嫁损失。

特朗普更倾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除了就业和社保负担问题外，还因为他看到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代价过于高昂。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搞对抗，不仅使美国无法脱身于中东的泥潭，而且无法在基础投资上和中国竞赛。特朗普最终承认，美国的实力下降，无法维持冷战时代建立的国际秩序。只有美国从国际舞台上收缩，才有可能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竞争。所以，特朗普上台，打破了民主、共和两党精英长期达成的维持“美国霸权”的共识，结束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向“美国优先” 的政策导向，将正式承认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

那么，特朗普上台确有可能会放弃新自由主义。但是，如果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四年或八年相对于新凯恩斯主义处于弱势，那么，新自由主义就有可能在政治钟摆的回摆中再度兴起。政治钟摆的来回摇摆是美国两党政治的一个普遍现象。回溯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尽管新自由主义自里根时代以来在美国风行一时，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并未在美国一统天下。无论是从经济学领域本身看，还是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看，新自由主义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都是时起时伏，确实一度很强大，但从未在现实中完全取代新凯恩斯主义。

如果我们错误地把新自由主义看成过去十几年间在美国的学术界和现实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就很容易把特朗普上台后在政策上的改弦易辙理解为对新自由主义的颠覆，这样会对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做出根本性的误判。要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立场是减少政府干预、坚持自由市场，全球自由贸易只是自由市场理论的逻辑延伸，而非其核心观点。在国与国的竞争中，一个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同时在国际贸易中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对他国进行贸易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是有先例的。考虑到美国的政治钟摆在经历了奥巴马政府八年时间的中间偏左倾向后，未来四年或八年极有可能向新自由主义重新摆回，中国应当对美国的这种政治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2]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3] 新自由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经济学家, 2004,(2).

[4] 林光彬,张蔚.新自由主义研究综述与研究新思路.教学与研究,2005,(5).

[5] 竟辉.西方自由主义演进史中的三次嬗变.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7,(2).

[6] 陈平.特朗普上台和新自由主义的终结.经济导刊. 2016,(12).

[7] 不止建“墙”，特朗普就任一周干了什么？新华网·国际,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