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英译事业机遇与挑战

中国典籍英译事业：机遇与挑战

黄中习

（苏州大学校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摘要: 本文总结中国典籍英译史发展的四个特点，指出关于典籍英译认识的五个误区，认为当前的中国典籍英译事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探讨当代典籍译者应注意的三个翻译策略，希望有助于发展中国典籍英译事业。

关键词：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理论与实践

一、中国典籍英译历史发展的特点

明末清初以来，西方译者英译中国典籍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中国学者自觉向西方译介中国典籍也有100多年的历史。纵观中国典籍英译的发展历程，它有如下四个特点：

1、中国典籍的翻译与研究是西方传统汉学的中心内容。19世纪末到上世纪上半叶，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研究成果突出，国外的中国典籍英译以传教士、学者及外交官的成果居多；在上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以美国为中心，美国的汉学研究成果成就后来居上，而近年来中国译者典籍英译的丰硕成果赶超了国外译者。

2、传统的西方汉学以译介中国文史哲典籍为核心，其译介以选译、摘译、编译、个人或零星组织的翻译为主；现当代的西方汉学则转向以现当代中国现实社会为研究重点，但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活动仍相当活跃。

3、中外译者两支队伍都一直在进行中国典籍的英译，相互协作与交流日渐增多，有组织、系统性的典籍全译渐占主流，结集成套的典籍译介日益增多，且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同步发展，这使中国典籍英译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不断提高之势。

4、中国典籍英译与传播是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在文学创作领域体现的是融合，在学术研究领域则体现的是并峙。新型研究方法的流行与继承传统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论中用成了中国典籍研究的一大特色。

二、关于典籍英译认识的五个误区

虽然中国译者的典籍英译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人们对中国典籍英译的认识仍有这样那样的误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五点：

1、对中国典籍英译的可译性上，认识有误区。

几千年的中外翻译史足以证明，“可译性”的讨论只不过是“一堆废话”而已。[1]57我国典籍浩如烟海，子经史集，自然科学，种类繁多。很多典籍距今年代久远，其古文文意所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训诂解释，见仁见智，名目繁多。典籍英译需要大量的考证分析和比较研究，才能把握真义，然后以现代英语进行传神达意的翻译。典籍英译是双重翻译——古今汉语的释译和汉英翻译，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典籍英译的可译性不时有人质疑。我国典籍翻译大家杨献益说得好：“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语言的工具。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都是人, 人类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什么东西应该都可翻译。”[2]83一部《红楼梦》古典小说，囊括了诗、词、曲、赋、联、酒令、谜语等各

种有汉语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其多种外语全译本的问世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2、对中国译者英译典籍的可行性，认识有误区。

对“中国人不能译出”的三个理由，潘文国已经从三十年来国际政治与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出发，对之逐条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批评。[3]其实，“以中国典籍英译而论，国外译者质量很不理想的译本不胜枚举，国内译者高质量的译本也屡见不鲜。”[4]135英译典籍最理想的方式是外国译者译入或中外译者合作翻译，但英语实为当今文化和学术交流中最为高效的“国际共同语”。要把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进行系统的英译主要得靠中国译者，应大力提倡中国学者译出中国文化。为此，季羡林、杨牧之、汪榕培、潘文国、王宁等知名学者不断呼吁社会各界对中国典籍英译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3、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和国内与国外的关系上，认识有误区，重理论轻实践、重国外轻国内之风相当严重。

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在其新著《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角？》（2007）中综述了世界翻译研究近三十年来的多重转向，如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文化转向、实证转向、全球化转向、后殖民转向、翻译转向、意识形态转向、社会学转向等[5]。种种“流星式”的研究转向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三五年，其功过暂且不论。我国的翻译研究大多是跟风转向，不少论著重理论轻实践、重国外轻国内。先是言必称“奈达”，后来论必谈“文化转向”，字里行间充满“叛逆、权力、暴力、改写、操控、颠覆、解构”等时兴抢眼的洋术语，高谈阔论，鲜见实践真知。从多年来总结中国翻译界情况但鲜谈翻译实际的“年度综述”也可见此种风气之一斑。而我国的典籍英译大家却历来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矢志笃行, 不尚空谈。他们继承和发展传统译论，结合翻译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如林语堂的“忠顺美”，杨献益的“不增不减”，许渊冲的“信达优”，汪榕培的“传神达意”，等等。

4、翻译界对翻译标准问题上，认识有误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翻译学研究的兴起，林林总总的国外翻译理论学派应运而生，其学派代表大多都是从否定、批判和颠覆传统的忠实观及语言学的等值观开始立论。稍后，解构主义翻译观开始席卷翻译研究领域，其拆解结构、瓦解中心、否定一切规则的思想特点使翻译标准的探讨似乎变成毫无意义。一时间，在我国翻译理论界，解构主义、新批评理论和译介学理论几乎压倒一切，“解构忠实”、“反思通顺”及“创造性叛逆”之风盛行，“信达雅”之类的翻译标准为了很多翻译（纯）理论家批评解构的靶子，以至于译界中不少人不敢甚或羞于提起“信达雅”之类的翻译标准，生怕被人视为译论观点的老套或落后。有论者称，“翻译工作者的任务是描写翻译行为，而不是规范翻译行为。”[6]102还有论者说，中国有一些学者“每每津津于毫无新意的、规定性的翻译标准（严格地说，这根本不是研究）”，[7]xi在一些翻译研究学者的笔下，我国传统译论的“信达雅”标准竟然成为“幻想”、“综合症”、“幽灵”、“神话”、“乌托邦”等之类的贬义词！但没有“信达雅”之类的翻译标准及翻译伦理规范译者，约束译者，翻译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就会出现“怎么译都可以”的尴尬局面，这难道翻译理论研究的初衷和目的吗？

5、翻译成果的学术水平界定、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翻译教学的重点等基础性和制度性的工作方面的认识有误区。

在高校，翻译成果基本算不上科研成果。翻译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外译汉”训练与“汉译外”比例失调。外语专业的师生少进行“汉译外”实践，甚至不屑于翻译实践，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一窝蜂搞翻译理论研究，高谈阔论，却“玄空怪涩”（陈福康语）。外语专业乃至翻译专业学生的汉语水平和对

传统文化的理解却有待提高。因此，影响颇大的年度“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的多名资深评委多次呼吁高校外语专业要调整翻译教学的思路，翻译专业的教育要重视翻译实践，改变厚“外译汉”训练而薄“汉译外”训练的做法，容许学位论文“以译代论”或“以评代论”等。其中，汪榕培先生不仅以身作则，呼吁翻译专业的教育要重视翻译实践，还要求自己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进行适量的翻译实践，在实践中体悟理论。其不少弟子在读期间就有译作出版。这样的有益尝试很有借鉴意义。

三、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的良好发展机遇

当前，典籍英译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均有长足的发展，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正在崛起，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同时，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跃频繁。中国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度与深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发展中国典籍英译事业，就为世界了解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搭建沟通的桥梁。当前，我国非常重视汉语的国际化推广，并制定了积极的政策，举办孔子学院，向世界各地宣传和推广中国的语言文化。而宣传和推广中国语言文化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推广汉语，二是靠翻译。基于中西语言的较大差异和外国人学习汉语有困难等现实，翻译是更主要的方式。去年，中国外文局和中国译协在北京主办的“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上，很多官方领导和专家学者都呼吁，要将中译外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切实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中译外翻译水平，消除中国文化赤字，探索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创新之路, 促进我国对外交流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中国典籍英译本也是学习英语不可多得的好材料。中国读者通过汉英对照阅读，感受英语语言的无穷魅力，学习如何通过英语表达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典籍英译事业前途光明，典籍译者大有可为。

四、中国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策略

汪榕培、潘文国等学者已先后宏观地探讨了发展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既发人深思，又令人鼓舞。以下笔者仅谈典籍译者应注意的翻译策略：

1、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以正确的翻译标准指导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

典籍译者必须要有扎实的双语能力和正确的翻译观才能做好翻译。从译者角度考虑，翻译标准就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自律准则，它有信、顺、创三元动态关联的特点，是一个整体标准。译者的工作职责、文化使命感及典籍翻译的特点都要求典籍译者必须树立正确的翻译标准和原则。

新近，著名译家曹明伦在其新著《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中，重新审视了翻译的目的、任务及其标准，创新地提出并区分了翻译的“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文本行为”和“非文本行为”两对概念，[8]这对典籍英译研究很有启发。无论是中译外，还是外译中，杨献益、季羡林、汪榕培、林戊荪、沈苏儒等我国老一辈翻译家多是坚持‘信达雅’或类似的翻译标准，关切“文本目的”的充分实现。英译中国典籍，目的就是当代英语读者看到与原典意义相当、语义相近、文体相仿、风格相称的英译本，让他们全面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目前，市场上中国典籍的译作有当代译者的新译本，也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士的旧译本。对于前者来说，有的译者英文表达仍“不到家”，而一些英文功底扎实的译者，却往往对中国古典文化疏于理解或出于偏见，导致了文本误读、误译等问题; 对于后者来说，狄更斯式的旧式英语或过于学究的文风已经不合时宜。对当代的典籍译者来说，没有扎实的中文底子，缺乏对原典的全面而透彻的理解，自然无法忠实传译原典丰厚的文化内涵。而没有过硬的外语水平，就不能流畅表达原典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特点。

2、根据不同的典籍文类，制定具体的翻译策略，灵活使用各种翻译方法与技巧。

翻译不同文类的典籍，需要不同的翻译策略。中国典籍浩如烟海，文史哲典籍占大多数。就当代的典籍英译来说，“我们遵循的原则是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在英语读者可能接受的基础上，能够直译就直译，也就是用原文的对应词语或对应结构来翻译。在可能出现辞不达意或可能引起误解的时候,就采取灵活多变的处理方式。即使同一个多次出现的概念和术语在不同的行文中也可能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个别场合下，单纯的句子翻译不能表达全部内涵的时候，则采用解释性的译法。这样做比大量加注更为可取，读者不必打断思路停下来阅读注解。另外，对于影响理解的人物和难以理解的典故，可采用虚化的方法。”[9]36可以说，这是当代典籍英译总的指导原则。针对典籍惜墨如金、文字简练、内涵丰富、不重形合而重意合等语言特点，潘文国也指出：“古籍英译当求明白、通畅、简洁。”[10]393为此，译者要灵活使用各种翻译方法与技巧，或直译，或意译，或音译，或释译，或具体化，或泛化处理，或增益，或减省，或变通，或补偿，或用注，或兼用多种译法，在全面透彻地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忠实流畅地传译典籍文本的思想文化内涵。

3、重视考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理论与实践并重。

典籍英译的特点是任务重，高要求，高投入，低产出。无论是新译还是复译，典籍译者必须重视考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善于在纷繁复杂的语意当中，爬梳剔决，把握真义，然后以流畅的现代英语进行传神达意的翻译。

至于复译，鲁迅早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非有复译不可》中早指出了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2003年“第二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上，我国典籍英译大家汪榕培先生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 提出了“比读是复译的基础, 复译是比读的升华”的翻译原则，这是中国译者英译或重译典籍的指导原则。

译者的典籍英译研究还要注意融合中西学术的研究方法，兼顾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一方面，不仅自己要进行翻译实践，而且要注意研究和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才能灵活掌握典籍英译的方法和技巧，在实践中体悟理论，提出自己的翻译理论。另一方面，当代翻译理论发展很快，流派纷呈。译者要自觉学习了解现当代的翻译理论，接受理论的规范和指导，从理论中受到启发，提高翻译研究与实践的能力。

在这方面，汪先生给我们树立了好榜样。他身兼比较文学、英语词汇学和典籍英译三个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其译作有7种被收入了《大中华文库》。他善于比较、继承、借鉴和创新。在翻译之前，他总是想尽办法收集古今中外各种译本、诸家注释以及相关研究资料，比较和研究诸家译本的优劣得失，然后推出自己的译文，以“一家之译”共与国内外译家一起“百家争鸣”。其《老子》、《庄子》、《诗经》和《陶渊明全集》等英译本无不如此。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这是我国传统译论的继承和发展，代表当代典籍英译的发展趋势。

五、结语

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中西文化交流频繁不断。国学热日益升温，典籍英译渐受关注，典籍英译事业大有可为，机遇与挑战并存。有人说，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唯有文化的，才是经典的，唯有经典的，才是永恒的，这不无道理。所谓“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可言。典籍英译也不是什么人的专利。中国学者不必因为诸如马悦然等国外汉学家的偏见而对典籍英译望而却步。相反，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学习和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人格和学识修养，不畏艰难，博观古今，中外兼修，注意融通中西学术的研究方法，兼顾理论与实践，大胆参与典籍英译研究，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和中西文化交流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