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建土楼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文化背景

关于福建土楼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文化背景

前提摘要：

福建土楼是经特定历史地理环境的演进和发展，既保持中原汉文化古风，又长期与当地土著交融磨合而形成的一种极具客家民系风格和山居地域文化特色的民居模式。它以其特有的景观美学价值、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科学实用价值完美结合，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由于古代闽西山区复杂地理环境的隔绝机制和客家移民一直恪守着祖宗留下的遗风，使福建土楼至今得以大量保存而具有重要的人居环境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价值。本文以福建土楼的建筑特色为出发点,分析土楼的特点及功能,进而探讨其地域人文意义。

客家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形成的一支重要且又特殊的民系，以粤、闽、赣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客家核心地域，形成于赵宋，兴起于明清，及至民国，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客家土楼民居建筑是客家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它集中反映了客家文化的主要特征。客家土楼民居主要分布于福建的西南部、江西的南部和广东的东北部地区，尤以闽西、粤东北多见；其形式有圆楼、方楼、围龙屋和五凤楼等，尤以圆楼和围龙屋最具特色。客家土楼风格独特，结构奇巧，功能齐全，内涵丰富，是“世界民居奇葩”，在建筑学、历史学、风水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福建土楼又称为“客家土楼”，主要分布在福建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中，以永定、南靖两县居多。据统计，福建永定现存各式各样大小土楼２万多座，土楼一般高３至５层，占地２００平方米，可居住数百人，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古民居建筑群，故有“土楼王国之称”。

一、福建土楼的起源及发展

福建土楼产生于唐宋元时期，经过明代早、中期的发展，明末、清代、民国时期逐渐成熟，并一直延续至今。“福建的客家生土楼，建筑历史长达一千年，现在最古老的土楼是永定县湖雷乡下寨村的‘馥馨楼’。它建于唐大历四年（公元７６９年），迄今已１２００年。”福建土楼的建造和发展过程，自然跟闽西客家人的历史、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客家先民原自中原迁居南方，迁居南方后，又再度迁移，总计大迁移五次，其他零星的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那就不能悉计。从闽西永定各姓居民的族谱中可知，永定人绝大多数是南宋、元、明三朝，特别是元末明初从“客家摇篮”宁化石壁村一带辗转迁徙，最后到永定境内定居的。早期到达闽西的客家先民，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在这崇山峻岭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地，伐木为栅，披茅结庐，作为遮阳避雨的栖身之地；披荆斩棘，开荒垦殖以求生存。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开基创业，闽西客家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开发出了足以安身的家园，并且就地取材，开始建筑简陋而相对牢固的住房———堡或寨。“堡”大多选择在易守难攻、便于进退的地点建造，有的干脆占据一个山头，以加强防御能力。土堡的主要功能是武装抵御与保安，作为居处建筑，它只是一地一族或几个家族固定的躲避武力侵扰的临时居所，其格局为全封闭的军事城堡。古时，寨即砦，是军事防御建筑。有关寨的记录，《永定郑氏族谱》中“桂芳公自述”记载，“元世祖十年（１２７３）……本乡起义士兵约七百余人，在龙安寨交锋失利”。邳州阙氏族谱关于其五十八世祖应龙公（生于元至元十五年即１２７８年）的记载，应龙“善理财而巨富”，便在今永定坎市筑寨“以避草寇”

，元仁宗延佑元年（１３１４年），匪徒勾结元军劫掠应龙寨。另据永定奥杳黄氏族谱记载，奥杳黄氏始祖谭公约在元朝至大年间（１３０８年左右）迁居奥杳时，在浮山中村“筑寨而居”。

到了元朝后期，闽西客家人普遍居住的居宅，开始出现了一种习惯性的形态，即今仍能

见到的一批建于元、明时期的土楼———它是福建土楼的初始形态，这些土楼大都有五六百年以上的楼龄。如建于元朝的高东振兴楼、复兴楼、奥杳日应楼，建于明永乐年间的洪坑崇裕楼、弘治年间的洪坑南昌楼、嘉靖早年的高东华封楼、永固楼、隆庆年间高北五云楼等。脱胎于堡、寨的福建土楼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诞生了。坚实的石脚以防山洪暴发，高大的土墙以隔热御寒、抵御匪盗袭击，宽大的屋檐以抵雨挡霜，土墙中密布的墙骨，则是对抗地震的有效措施。客家人把防盗、防火、饲养、加工、贮存、晾晒等各种生活设施综合一体，以图安居乐业。大约从明朝晚期开始，福建土楼步入成熟期，随后在清代获得了巨大发展，这一时期土楼的建造工艺达到炉火纯青，造型多姿多彩，形成了方楼、五凤楼、圆楼等体型系列，不同体型的土楼都出现了如今扬名世界的杰出代表作。综观明清时代福建乡村土堡的演变过程，从最初单纯为着却敌御盗的军事意义，而逐渐向军事和生活两种作用并重，最后生活的作用甚重超过军事的作用，这应当是福建土堡发展的一个规律。进入民国以后，福建土楼续有发展，有的还吸取西洋建筑技术与风格，别具风韵。

二，福建土楼的分布及特点。

土楼,又称生土楼,是指外墙以生土夯筑,宅、堡、祠3大功能合为一体的大型传统民居,其主要居民是客家人。现存的福建土楼多建于明清时期,集中分布于南靖县、华安县、平和县、诏安县、永定县、宁化县的部分地区,包括五凤楼、方楼、圆楼3种基本形式,以及其他特殊的变异形状,如“半月楼”、“五角楼”等(表1)。据初步调查,福建土楼总数近4 400座,其中圆楼约1 300座。这些圆、方土楼又分内通廊式和单元式。内通廊式主要是闽西客家人的聚居建筑,如永定县的“承启楼”、南靖县的“和贵楼”;单元式主要是闽南人的聚居建筑,如平和县的“龙见楼”、“西爽楼”。五凤楼集中在永定县,以大塘角村的“大夫第”为代表。这些土楼大小不一,大的可容几十户人家,如承启楼,占地6 000m2,现有54户347人;最小的圆楼是南靖县的“翠林楼”,直径仅13.72~14.25m。

2特点及社会功能

1对外的防卫性

土楼的外墙厚实(1~3m厚),墙脚用大卵石或花岗岩条石垒砌,石缝间用三合土粘合,1、2层不开窗,3层以上只开小窗洞,在冷兵器时代具有很强的对外防御性。土楼不仅以高大厚实的土墙作消极防卫,土墙上还广设枪眼以积极抗御。土楼一般只有一个出口,大门多以花岗岩条石为门框,用十几厘米厚的实心木板制成门窗,门后加粗大的闩杆,用如此厚实的门来有效地阻止撞击进攻。为防卫火攻,木门外部还包着铁皮,门顶设水槽,角楼架土炮。楼内数百人聚族而居,有水井、谷仓等生活设施,足不出户亦可生活数月,有利于固守。

2建筑的乡土性

“越民族的东西,越具世界价值”。土楼有浓厚的乡土特色,主要表现在土楼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超建造技艺及地方建材的巧妙应用。土楼外墙为生土夯筑,内部构造为木结构,其建筑材料主要是泥土和木材。客家人就地取材,以夯土墙承重,用1m多厚的土墙建造4~5层,甚至6层的高楼,将夯土墙造楼技术提高到无以伦比的水平。从“打石脚”、“行墙”到“献架”都积累了一整套独具地方特色的施工工艺:用松木交叉连排垫底,构成伐形基础,以便在软土上建起高大的土楼;夯土墙埋入杉木条或竹片为“墙骨”,以增强其拉力。漳州地区的土楼建设还吸收了其他乡土建筑的特点,在夯土墙中加入糯米浆、红糖水,以增强强度,减薄墙体,颇具创造性。内部的木作构件采取自体榫合或采用竹钉固定,建造整座土楼极少利用金属材料。由于宅墙环拱板筑,底层墙壁宽厚,往上逐层减薄,结构严谨,坚实牢固,同时,还具有防潮抗震,冬暖夏凉等优点。因此,许多土楼历经数百载风雨洗刷、地震、台风等袭击,至今仍巍然屹立于崇山峻岭之间。现存年代最早有漳平市的“一德楼”(方楼),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距今440年;华安县的“齐云楼”(椭圆形),始建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距今也已410多年。3聚居的向心性

土楼外观高大封闭,造型简单古拙,土墙粗糙斑驳,显示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恢弘气势;内部空间则以纤细的木构件组合而成,小开间居住空间面向位居中心的祖堂,形成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环绕中心祖堂分布的聚居空间布局,营造出团结一致又宗法分明的宗族向心力,强调了封建宗法礼教的中心地位。

4人地的协调性

土楼的协调性既表现在建筑单体的巧妙设计上,也表现在其群体组合的丰富模式及其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上。土楼外墙泥土直接裸露,粗糙高大的墙体粗犷、朴实,与周围起伏的丘陵、田野浑然一体;内部雕梁画栋,装饰匠心独具。走进楼内,就是走入一活动的农家风俗图中:鹅卵石铺砌的巷道、雕木走廊、披晒的农作物、归圈的牛羊、悠闲自得的居民……在土楼村落中,各式土楼形成各种巧妙的组合:梅花形、八卦形、七星拱月形等。土楼依山伴水的选址、定位、平面形状等都讲究风水,注重与自然的协调,使镶嵌入青山叠翠、碧水萦绕山峦中的土楼,成为自然环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南靖县书洋乡塔下村的“德远堂”祠堂,便是一例。它背靠半圆形山坡草地,外围是郁郁葱葱的古树老村;面临半月形水池,池左右竖立19根风水石旗,全部用花岗岩条石雕凿,分底座、旗杆、龙柱和旗杆尾4段,造型别致,雕工精细,充分展示单体建筑与自然环境有机的融合与完美的协调。

三，福建土楼的地域人文意义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建筑模式”的土楼群,点缀于福建青山绿水之山间僻地,虽占地比例不大,但蕴涵着丰厚的地域人文意义。

1地缘生存背景中,官民共治下的聚落形态

类似土楼这种防御性强的大型住宅早有雏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促成了“坞堡”的广泛分布。唐代以后村落制取代了带有割据性质的“坞堡”。但是,由于福建陆上省界沿山脉分水脊划分,既是个独立的行政区,又是个比较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境内大多数河流源于省内,又从省内入海;高大山脉阻滞西北气流南下,在地貌、气候、水系水文上自成一体。这种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里,迁移文化、谪贬文化、闽百越文明融汇凝聚成福建的客家文化,形成了有别于客家祖先的地缘集团。客家人在地方化的过程中,承袭并改造了早期的坞堡形态,建造土楼,采取聚居方式,实现生产上的共进、生活上的互助与安全上的集体自卫。历史上客家土楼在各个统治集团的倡导与控制下,以不同的程度发展着,代代延续下来。起初,为防御外敌,一些大姓宗族在村落里兴建大型土堡。由于土堡良好的防卫性可以有效抵御外敌,官府倡导建筑土堡。连城新泉张氏家族的《申报土砦告竣问》中称:“嘉靖年上杭巨寇李之奴54福建地理第17卷入境……蒙署县本府刘推官目击斯故,曾倡大义,就于汤被筑立土堡一所”。明代中期,福建沿海“倭寇”、“海盗”的频频侵扰,使乡族土堡迅速发展。在此期

间,乡族土堡广泛出现在沿海“海寇”猖獗地区。在号称“盗薮”的云霄、诏安地区,乡族“蒸土而砖”,“营堡相望”。明中叶后,由于担心土堡割据扩大,官府不再提倡兴筑土堡。清代之后,土堡的建筑虽不及明中期兴盛,但仍有创建。因为土堡以家族血缘自主聚集而成,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发展,对中央政权的加强又不构成大威胁,所以能得以代代延续,不至于如北方坞堡的突起突灭。因此可以说土楼是在官民互动关系中不断发展的。福建土楼仍保持着汉民族村落制度的基本原则,即以单一姓氏为主体或联盟的人群聚集,将亲缘与地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土楼几乎是血缘村落,一座土楼一个姓氏,或一个宗族。这些土楼村落里,宗族组织实际上是一种基层管事机构,其管事作用触及土楼居民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敬宗慕族、伦理教化、仲裁审判、兄弟析产等。土楼的公田、学田等大量公产,由公推出的家族德高望重者管理,各房轮流耕作,其收益用于祭祀、教育等公共事务。这种宗族家长制体现建筑上,就形成了严谨、强调内向性的空间布局,其设计不是先立足于使用需要,而是主要用于表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家族气象。这在三堂两横式的“五凤楼”中表现得最充分:五凤楼中轴线上为“三堂”,即下堂(门廊)、中堂(祭祀和客厅)及后堂(宅中尊长的住所)。后堂最为高大,以示一家之主的权威地位,其他辈分较次者分居两侧呈阶梯状迭落的横屋。整体布局规整,主次分明,展示着宗法制度的深刻烙印。

2诠释东方伦理的地方建筑奇迹

土楼的建造过程,从选址、破土动工、上梁,直至乔迁新居,都包含着浓厚的中国哲学思想,既符合中国宅居建设的风水原则,又与道家阴阳相间、形神互动的道理一致。八卦是道家的文化象征,土楼的选址定位、镇宅驱邪等,处处运用八卦太极理论,甚至在土楼布局里直接表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符号,使房屋本身就是一个八卦模型。土楼择址讲究寻龙捉脉,有一整套的“呼龙”仪式,而且对住宅本身形制也十分注重。例如土楼多选建在山脉的入首处(即龙势所在处),希望宅居左水右路、前池后山,形成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环抱之势,也体现了“山管人丁水管财”的中国传统风水观念。在五凤楼及祠堂中,一般有块“胎土”,它是在主体部分之后高出住宅低坪的斜坡地。据当地的传统说法,胎土为宅地龙脉所在,象征人丁兴旺。按照现代民俗学的观点,胎土犹

如孕妇溢满生命力的肚子,是建筑理性、含蓄反映出的生殖崇拜思想。客家人的迁移史,必然决定了其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在福建的遗植与融通。首先,土楼的建材便说明了这点。以泥土木材为建材暗含着客家人对土地天然的依赖,展示着中国农业古国的人地关系;其次,土楼以宗族血缘关系集聚下的封闭格局,则保存着大量不逊于中原的传统的文化伦理,这可从土楼楼名、楹联中解读出来。土楼楼名多选用吉祥文字组合,表达着理想追求,如“和贵楼”、“振成楼”、“德远堂”等。同时又以楼名作藏头嵌字联,进一步阐明族训。如永安县“承启楼”有一幅这样的楹联:“承前祖德勤和俭,启后孙谋读与耕”;南靖县梅林乡下坎村的“怀远楼”内兼作祖堂与私塾的“斯是室”中,有幅书联“斯室讵为游观,祈计敦书开目;是室何嫌隘漏,唯思尚课儿孙。”这种处处可见的楹联示教,充分展示了客家人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明清时期,落后封闭的山区小县永定,从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以来共出32个进士,204个举人,这种科举奇迹正是客家人在儒家传统思想熏陶下“读与耕”结合的成果。

3山海交接带,农商转型的发展样板

首先,土楼是山海遭遇下的生态产物。严格意义上的土楼,局限于永定、闽南和粤东的狭长地带里,其分布情况与自永定从闽南、粤东出海的两条山海古道大体相吻合(即开通于明代的“漳南道”与从永定通向广东茶阳,沿汀江、韩江抵汕头,再出洋下海的粤东出海通道)。这两条山海通道为客家人“下南洋”提供了机会。山海交接的特殊地带为福建客家人提供了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一方面,他们生活在自然条件良好的福建生态环境中,承袭中原伦理体系,重视土地,本能地守护着农业的主导地位。福建山区森林覆盖率高,水源涵养好,山垄田和山排田不难寻到山泉灌溉,使得水热并非严格同期的山区“水旱无虞”。因此,他们秉承传统的天圆

地方之说,在山势浑圆的闽西、闽南山地中,因形就势筑寨安家,选择了节约土地的圆形、方形为居室构图。同时当地的山林资源丰富,便就地取材,夯土为墙,杉木建屋,充分表现了客家人对土地的热爱。另一方面,福建山区人多地少,山区平地有限,可供开垦为耕地的土地不多,耕地多为山垄田和山排田,耕作不便,再加上山林的宗族所有制调动了农民多种经营的积极性,客家人开始依靠山林资源增加收益。从生产木材转向销售木材,客家人也渐渐走向了海洋。此外,官方依据区域划分的政治认同,将客家人划归人“蛮夷”,进行严厉的统治,也迫使客家人有条件地选择了海洋。漂泊在外的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家乡观念,重视宗族关系,往往把土楼当成“祖根”。他们通过探亲、祭祖、修葺、捐筑、资金援助等方式,保存家乡的祖业,或是建立宗族名下中西结合的新式土楼。因此,海外人员、财物的支持,进一步扩大土楼的修建。山海交接区位、华人移民与土楼互为因素,呈现了越近海洋的土楼分布区,海外华侨的密度越大。

其次,土楼是农商结合经营的果实。福建客家人仍以农为生,但这崇山峻岭间的农业已远不同于广阔平原上的传统种植业,仅靠农业生产已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求。宋、元之后,福建沿海海上贸易异常活跃,巨大的海贸利润促使客家人从内陆传统农业经营转向海洋商业发展,商贸渐渐走入客家传统中。据史载,闽西客家聚集地是烟草种植、生产、经销的重要地区,清乾隆年间永定洪坑村的烟刀生产就已成为全国之首。土楼体量庞大,其建造耗时、耗财,用商贸收益修建土楼,一时成风。

结束语

千百年来,福建土楼维系了它发自中原堡楼、村落的传统模式,同时在适应地理环境的过程中,其模式与内涵发生渐变,形成了包容福建地域文化和中原古文化的地方性人文景观。它无论从选址就位、型制布局、建筑处理、空间组织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风格,挖掘研究其地域人文意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现代社会形态中,保护、发展传统民居文化,延续传统民居中的精华,结合现代技术,创造新的地域特色文化和景观,都是城镇规划和城镇建设工作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