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与后现代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与后现代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或称女性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等议题。

女性和女权都包含维护女性权益的意思,但现在女权主义这个概念一般人不太喜欢用,觉得太张狂,要夺男人的权。但是如果把女权理解成为女性的right 而不是理解成为power,还是可以接受的。

女性主义诉求最早缘起于18世纪思想启蒙时代的欧洲，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的《女权辩护》，便是最早阐述女权问题的专著。她提出，社会是根据最明智的方式建立的，它的构成以人类的天性为基础，但是，把陈规惯例当作为剥夺人类(包括男人和妇女)的自然权利辩护的理由，却是一种违背常识的荒谬诡辩，像依赖性被认为是女人的天性，为了保持身体的美和女人的光荣，就用比中国人的裹脚布更坏的东西束缚她们的四肢和官能.她认为抚爱和纵欲并不能代替夫妻之间的友情，德行若没有自由来培养，将永远得不到应有的力量，而一个人若服从除理性权威外的任何权威，就不能被称为有理性的或有道德的。“让妇女分享权利，她们将和男人在品德上竞争”，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最著名的女性主义口号。

其后也出现了个别先觉醒的女性的声音。如早在1729年,英国的克雷弗特(Mary Woll-stone Craft)就发表了题为《女性权力》的论著。有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萌芽在19世纪开始出现,1848年,第一届女权大会在美国纽约州召开。20世纪初期,“男女平等”的主张得到了包括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某种程度的响应,例如,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1928年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一直到这个时候,西方的女权主义声音都是和社会主流的“民主”、“人权”运动相呼应的。而在战争年代,大批男人走上战场,各参战国劳动力奇缺,国家以“爱国”和“男女平等”的名义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战后,从战场上回来的男人需要工作,国家又以做“贤妻良母”为由,要求女性为男人让出她们已经在社会占有的工作岗位,而且以往以女性战友面目出现的男性同路人也大都如是说。这迫使女性重新思考女性与男性的权力关系和性别角色内涵。

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制度瓦解，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女权主义在这个大动荡的时期也更加派别林立，主张各异。既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也有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阶段以后，随着各种后现代问题的出现和后现代思潮的涌现，后现代女权主义也应运而生。女权主义批评家托斯尼曾将女权主义批评比喻为“花被褥”。琳达·哈奇恩提议说:“我认为我们再也不能谈论

单个女权主义，而应讨论多种女权主义，因为有多少种妇女便有多少种女权主义。”这说明，女权主义不仅与后现代主义共时，而且就其多元性而言，也与后现代主义相近。然而我们不可因其相近而将二者等同，这是哈奇恩在讲那句话之前首先强调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人文知识分子看待自己文学作品与整个社会之方式的明显变化”，那么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女权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多元理论中之一元.约翰·麦高恩就明确地将女权主义列为“四种最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之一。在女权主义者当中，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这种相近性(affinity)，如弗格森、弗拉克斯、弗雷泽、尼科尔森、赫克曼、米斯和欧文斯。这一事实本身亦说明，女权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大氛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受后现代主义思潮解构思想的影响，后现代女权主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批判了以前的三大女权主义流派；批判已有的社会主体、历史、真理等理性的产物，指出女性地位的人为性和可争取性。同时，存在着争取女性平等地位的艰巨性。

首先，后现代女权主义首先是从否定传统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的概念进行批判的。在男权结构中，女性的自然作用和社会作用都是通过男性标准制定的。建立在“两性平等”的理论上的一百多年的女权运动认为，女人要取得社会政治权益就要进入男性的领域，用男性标准要求自己，把达到男性标准认为是女性的解放，这就掉进了男权单线型思维的陷阱。后现代女权主义要求在“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平等，才能构成真正条件和结果的平等。如在理论上，女性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力，有不同于男性的思维模式；在现实中，女性的就业应是考虑生理需要差异上的平等；在家庭领域内，女性应有主体化与客体化的权利。

其次，后现代女权主义对以往女权主义流派总体进行了批判。在当代，女性

主义有三大主要流派，包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这些女性主义只是反映了在欧美发达国家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反对性别歧视的愿望，只局限于反对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潮。进而指出，女性主义当中存在忽视妇女由于阶级、阶层、种族、地区、文化背景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以及把自己的认识和行为模式全盘推广到第三世界的做法，所以女权主义应该是全世界妇女，包括第三世界妇女的产物，不该仅仅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妇女的特权。这就把女权主义提到了政治的高度，不单单局限于两性之间，也包含了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批判。而且，在批判的过程中，后现代女权主义指出，推行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只不过是发达国家的“中心主义”的辐射，女权主义试图不顾国情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的生产领域所提供的充分就业来寻找摆脱其它国家女性的奴役状况是一种浪漫的幻想。所以，各民族、种族、国家、地区、阶层的女性应根据差异来不断寻找适合她们自身的解放道路

最后，后现代女权主义对各流派不同观点的批判。自由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在于男性对妇女的偏见造成的，通过将妇女排斥于某些特定的生活领域之外而体现出来的。这里，自由女权主义说明了女性正由于被排斥于生产领域之外造成的。在这里，女性把矛头直接指向对立面的男性，有失偏颇。其实，男权正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男女性的二无格局应该说是几千年文化模式的产物。马克思女权主义认为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可以看作是资本家统治工人的必然结果。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它批判的只是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只适合于特定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说明女性受压迫的真正根源和指明摆脱的途径。因为有资本主义存在之前，性别分工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已经形成，经济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在受压迫的群体当中，也包括男性工人群体，在同类群体当中，女权仍是属于被奴役的对象。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单单的生理决定论、社会性别论等是不全面的，应考察女性从属地位的全过程，明了女性史不但是性史、生育史，更应是与人类社会并行的一部完整的妇女史。激进的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是父权制度的结果，在这样的制度下，男人群体拥有统治女人群体的权力。在权力的问题上，激进女权主义认为权力就是权威，是统治和剥削所有个人的权力，是统一的、是永恒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则主张权力是分散的、弥漫的，不应是集中于某个机

构或某个群体，进而指出，妇女内部应实行“模式转换”，应从关注历史地位转换到关注更为具体的事物如女性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家庭暴力等上。

后现代女权主义在解构了现存的一些被视为合法的理论之后面临着与后现代主义相似的最大问题是在于如何建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人批判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如后现代大师利奥塔德在批判哲学不能成为社会批判的前提下，得出批判本身也当作局部的、非合理的结论，其间步子走得太快了。结果，他把玄学话语倒掉时，把大型历史叙事也倒掉了；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剔除时，把大规模的不平等社会理论分析也倒掉了。正是如此，后现代女权主义在批判主体、历史、真理，解构了它们的终极意义的同时，却又在苦苦寻求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的历史地位、女性存在的合法性，如此，仅存的一点点贫乏的批判资料是不足够对这一切进行批判的，无奈之际，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只得在最低限度上重新拾起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大型话语；有关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有关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理论……

这一切，使后现代女权主义面临着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