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真打闹歌

道真打闹歌

作者：刘丽

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03期

内容提要，Ut真仡佬族的“打闹歌”，在形式上有其特定的程序，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充满着低沉而忧伤的情感色彩，表达了一个长期受压迫的民族深藏于心底的忧伤，反映了仡佬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传达了仡佬民族在改造自然、建设家园中所表现出的生命智慧。

关键词：道真仡佬族打闹歌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K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79－82

“打闹歌”是黔北民歌中富有生活气息的民间歌谣，在薅秧锄草时所唱，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在黔北沿习已久，产生的时间已不可考。但从歌唱的内容来看，应该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过去在农忙时节，大户人家请人帮工，为了提高耕作效率，请歌师到地里唱打闹歌，安排和督促农民干活，同时也用于鼓舞劳动干劲。解放初期，土地下户，一些土地多的农民，相互换工，集中劳力，轮流耕耘，也请歌师到地里唱“打闹歌”。人民公社时期，唱打闹歌的场景也随处可见。但随着改革开放，大量农民出外打工，这一流传已久的民间文化形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空谷绝响。然而，作为一种民俗事象的“打闹”消失了，而所演唱的歌谣仍在被人传唱，并深留于民众记忆之中。它所包涵的活动内容、仪式、文化内涵等，仍可以在歌谣中寻觅得以证实。

一

“打闹歌”是由两名歌师背锣挂鼓，边打边唱。歌师的劳动量为以一换二，即用两个劳动力换取一个歌师，可见歌师在劳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忙活于田间地头，运用鼓点和锣声的舒疾缓快来安排部署、调节劳动节奏，同时用诙谐风趣的唱白来鼓舞劳动情绪，让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取愉悦感，从而提高劳动效益。“打闹歌”内容非常丰富，天地日月、历史掌故、人情事态、劳动情景都属编唱内容。一个好的歌师，在十来天甚至一个月连续的劳动中，所唱内容是不重复的，其思维之敏捷、记忆力之惊人、生活积累之丰富，令人匪夷所思。其中，薅秧锄草的人们有时也参与到打闹歌中来，在与歌师的问答中边劳动边歌唱，气氛热烈，渲染出一片和谐、欢愉的生活图景，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黔北道真仡佬族“打闹歌”，与黔北其他民族的打闹歌谣又有所不同。首先表现在形式上有其特定的程序：在打闹之前先是排歌场，由两位歌师边唱边组织歌队，让各队排成一定的队形，以利于劳动。排好歌场后，歌师拜五方，即拜东南西北中五方神圣，然后插五方旗，之后才“顿腔”、开声。开声的第一段必须唱给天，神，向天神表明自己要劳动干活，请求天神不要下雨；唱灶神，希望主人家把饭煮熟不能煮生；唱把界神，打闹时不要打到别人的地界上；唱土地神，看哪些地方该挖、该动，哪些地方不能挖、动；锁龙王，希望打闹时天不要下雨，把龙王锁住，让他睡觉，不管人间的事；最后“封噬口”，即不能在打闹时乱说、吵打，干活要规矩等等，然后才正式开始打闹。开始打闹后，人们可以机动灵活地唱歌，见什么唱什么(当地人称为“见子打子”)，随机应变。打闹之后要歇闹。歇闹是在太阳一杆高时(约下午两三点钟)。也有固定的程序，先说号头，大意是说，做了半天的工该休息一会了，然后歇闹。半小时左右，又开始说号头，边说边唱，连歌夹号，委婉的表达了做工人的心理愿望；时间长了，肚子饿了，希望喝点水

从“打闹歌”的程序我们可以看到，“打闹歌”的存在是与仡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命运分不开的。体现在劳动方式上，仡佬族的生产劳动是富有组织的集体劳动方式；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对神的敬仰是与对生活的敬仰密不可分的；体现在民族情感上，在“插旗”、“把界”中表达的是对土地界限长久的记忆和对土地界限永久性的渴求，表现出一个不断被挤压、丧失自己土地的民族对和平共处的向往；体现在曲调上，调式大多属于子调式，充满着低沉而忧伤的情感色彩，表达了一个长期受压迫的民族深藏于心底的忧伤；体现在歌词上，其叙事说理状物更是百姓生活世界和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歌舞的参加者始终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和谐，人们按照一样的法则和一样的拍子动作。在歌舞的热潮中，人们都混合成为一个仿佛是被一种感情所激发而动作的整体，并且完全统一在社会态度之下，于是歌舞活动获得了一种统一社会感应力的文化功能。社会的一致性就是这样完成的，民族群体的聚合与认同亦因之得以实现。”

二

“歌因事而发”。“打闹歌”是人们从事较为繁重的劳动时所唱的歌谣。从功能上看，是为营造劳动气氛、消减疲劳困乏而唱的歌。但它与同为劳动歌谣的号子不一样。劳动号子大多短促有力，旋律高亢；而“打闹歌”的旋律则优美动听，热情活泼。伴随劳动所唱的歌，内容并非一定郡是劳动。从歌词的内容上看，“打闹歌”的内容与仡佬族的民间生活密不可分，是人民大众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身所经历、心所感动而创作演唱的歌曲。大多是“见子打子”(见啥唱啥)，没有特别的主题，也没有曲意奉迎，毫无隐讳顾忌。直接抒发情感，并充满着幽默诙谐。如开场白：“我来得早来得早，来在路上耽搁了，闯到一个懒大嫂，背上背把茅丝草，我就问她那里去?她去那边薅打闹草，打闹草喽!”开场后，可以随意唱各种歌，唱盘歌，唱历

史，唱人物，对唱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各种形式的歌唱中，表达了多彩的民俗、民间生活。

盘歌是以唱歌的形式盘问对方一些事物，涉及面广。诸如天地的形成，日月星辰的变化，山川草木的起源，动植物的种类及其特性与作用，庄稼生长过程及种植的季节等等，对日常知识、自然现象进行追问。在你盘我答之中，表达了仡佬民族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如：“什么出来高又高?什么结在半中腰?什么出来连盖打?什么出来棒棒敲”?“高粱出来高又高，包谷结在半中腰，豆子出来连盖打，芝麻出来棒棒敲”?通过盘歌将生活知识代代传承。当然，盘歌中也有许多夸张的手法、虚构的内容，歌手盘答中要随机应变，问得不准确或答复不对，都要引起大家的议论和嘲笑。因此，盘歌不仅是仡佬族教育子孙的形象教材，更多地表现了仡佬族人的生存智慧。

咏唱历史，传说和英雄人物的歌谣，大多带有一定的叙事性，内容包括神灵、祖先、历史、传说、故事等内容。但每一内容并非如历史记载般的清楚明了，而是只记述了事件本身，对其发生、发展、结局等过程，大多略而不述。如：“一字下来一条枪，关爷要打古城墙。关爷打到城墙内，击鼓三通斩蔡阳。二字下来二条龙，二郎老祖显神通，手提金箍银钻子，七星大将锁孽龙。”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咏唱，更多地反映了仡佬民族的生活道德观和历史道德观。正如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说的：“原始人在时时刻刻被生存的困难和与自然斗争的困难所迫害着。为战胜这些困难，他们一再用激情而奋振的调子唱出关于劳动和劳动英雄的颂歌。”

情歌本是仡佬族青年男女传统的谈情说爱的一种方式，但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近代仡佬族的婚姻大多变为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准则，很少对歌定情。但并没有停止对爱情的追求，因为爱情永远是人们心灵的栖息地。因此，仡佬族的情歌，大多是结婚后的男子对唱，很少有女子对唱，而且多是在大庭广众唱。因此，这类歌谣又被人们称之为“风流歌”。“风流歌”大胆的倾述了对异性的追求和向往，大胆直率、风趣诙谐，真正地体现了“打闹”的特色，给人以欢愉和美的享受，它是农民在紧张劳累工作中的调节剂。虽然部分歌词中涉及“性”的内容，但它充分显示出人们埋藏在心底的情欲及其蓬勃的生命力，且并非什么场合都唱。因此，情歌更多地是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

人们边唱着各种歌谣边劳动，唱得兴起时，就开始“比雄”，即比哪个的歌唱得好，哪个唱的歌多。“你的山歌没我的山歌多，我的山歌几箩箩。箩箩下面有个眼，你唱的歌没有我漏得多。”“你的山歌没有我的多，我的山歌有牛毛多。我唱了三年零六个月，才唱完一只牛耳朵。”热火朝天的山歌“比雄”，将劳动与歌唱诗意地结合起来，让人们忘却了劳动的辛苦，使沉重的劳动变成了一种田园的狂欢，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

总之，“打闹歌”的内容，反映了仡佬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真挚情感的追求，同时也传达了仡佬民族在改造自然、建设家园中所表现出的生命智慧，包含了仡佬人民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等多方面的民俗审美特征，再现了仡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

三

“打闹歌”是由歌手敲锣打鼓说说唱唱为干活人助兴鼓劲的一种说唱艺术。在表达形式上，有较为整齐的句式，其句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参差不齐的长短句式等。节奏自由活泼，语言形象生动，曲调流畅上口。唱法有道白、慢板、快板、散板、平腔、高腔等。正如《中国民歌》所言，“原始人类的生产活动逐渐培养了人对于节奏和音调的特殊感觉”。“号”的朗诵性比较强，无恒常节奏，主要用来“起事”或转折、收尾，有紧号、慢号、二慢号、上钱号、花号、连歌夹号等。有一人独唱、一人领唱众人和及二人对唱等多种形式，或轻松欢快，或借事言情，或高亢粗犷，或旋律舒展。总之，情感的表达质朴、大胆，内容充满现实生活气息。从劳动时间看，“打闹歌”在早晨开工之时是唱齐田号(有说板、唱号，唱号有快慢松散之分)，早饭后唱催闹号；“晌午”后唱花花闹；晚饭前唱放闹号。在说唱过程中，锣鼓穿插其中帮衬，人声与器乐交相辉映，从而形成一种热闹而又紧张的劳动场面。

“打闹歌”的形式特点，大致有四：

1、说号头，是打闹之前的开场白。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说白，一种是连歌夹号。连歌夹号就是前白后唱，或前唱后白。说号是由闹师自由掌握的。如：“人行天地间，二洞八神仙，心中做好事，念佛上西天!念佛上西天!”(白)最后一句一般都要重复强调。“栀子花儿香，粘在屋檐上，一股花风起，吹得满屋香。”(唱)号头通常都是由掌鼓的闹师说，内容多是调侃提精神的。说完号头，锣鼓响起，边唱打闹歌边开始劳动。

2、“打闹歌”在歌词上有许多衬词，如“四川下来就一条江(嘛依)，锣鼓叮(呐)铛(啰)锣鼓叮(呐)铛(嘛)，姊妹(矣)二人(呐)去(矣)烧香(埋)，厚脸栽婆娘(哟依哟呵)”。语气助词的使用，使歌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有的地方，甚至整个句子都是语气助词，如：“哟嗬依哟嗬喂哟嗬喂”唱起来悠扬动听，自由而又富有山野风味，使歌词跃动着鲜活的生命的活力。闻一多先生曾说：“原始人最初因情感的激荡而发出有如‘啊’、‘哦’或‘呜呼’、‘噫嘻’一类的声音，那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一个字，然而代表一种颇复杂的含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这种语言强化了歌的音乐感染力，对歌曲感情的表达，旋律的发展，节奏的变化，音乐形象的丰富等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打闹歌”的内容并非固定，它是打闹师根据田间劳动情况而自由发挥的。为了有效地指挥和鼓动众人干活，他常常是根据情况的变化来调整和改变歌词内容，以唱代说指挥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有褒有贬。但大多用比喻、暗示、拟人等修辞手法，指东道西，把现实中看起来互不相干的事象联系起来，组成特定的、人们都能明白的曲调，绕山绕水地表达主题。大量修辞手法的运用，将谐谑、讽刺、批评、鼓励等巧妙地融为一体，表达一种特殊的情感，达到妙不可言的效果，表现出打闹师高超的说话艺术。也有的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调节气氛而唱。

4、结构严谨，程序分明，每一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都与民间礼俗紧密相连。

四

“打闹歌”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魅力在于他所传达的民族文化精神，他表现了仡佬人民在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生产、生活的历程，表达了仡佬民族所具有的内在的强烈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

1、“打闹歌”为苦难深重的仡佬民族营造了精神栖息的家园。“打闹歌”是仡佬族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与劳动融为一体，让劳动成为一首美妙的歌，给劳动抹上一层迷人的色彩，表达了其真挚感情和美好愿望。作为仡佬民族情感的象征物，它与民族的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的，成为民族情怀的寓所。

2、“打闹歌”是民族认同其文化身份的凭证。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通常是通过民间歌谣的记叙而得以传承，特别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更需要我们从其民间传唱中对其历史文化进行追溯。L·A·怀特在《文化科学——^、和文明的研究》中说“人类和文化的历史，在于语词当中”，“清晰的言语意味着观念的交流；观念交流意味着保存传统”。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也说：“历史是口头或书面的回忆”，从“打闹歌”对界神的祭祀中，我们可以看到，仡佬族的“打闹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应该是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同时，其中一系列的祭祀，还可以看出仡佬民族由来已久的泛神的宗教信仰。对天地各种神灵都顶礼膜拜，这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核心和灵魂，是民族认同的根本。而仡佬族在其熟悉的农耕方式中，一代代地强化着这一民族记忆。

(三)“打闹歌”所传递的是仡佬族始终不变的生命意识的民族精神。“打闹歌”以其生机蓬勃、丰富饱满的形态，传递的是仡佬民族生命意识中的自由精神，是与民族情感命运紧紧相连的天籁之音。它由安排干活为目的，到以表达感情为核心，让生命的活力在其中得以极大的张扬。而歌词中所采用的方言俗语，正是表达了仡佬民族的生命状态；浅显、通俗、易懂的歌词，借景抒情、由景写情、比兴修辞手法的运用，是仡佬民族生命里的基因显现。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生命的和谐的形象写照，是民族理想的诗意存在。

总之，“打闹歌”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既是现实的，又是十分久远的，具有某种原始文化的内涵。它积淀了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和经验，传承了仡佬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每个民族都是独特的存在，当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又丧失了自己的语言的时候，我们只能从他们留存的一些文化事像中去聆听他们的声音。而今，虽然传统的打闹已不复存在，但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民风民俗，大都具有顽强的适应能力和再生能力，我们希望，并通过我们的努力和研究，让这种声音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