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实业救国先驱—张謇

近代实业救国先驱——张謇

自古以来长江以南地区多半是不能作为天子长期落脚的地方的——或许是对历史了解还太少的缘故吧，我不知道温暖湿润的气候是否有碍皇帝的统治，也不知道秦岭之南是否真的少了那么点儿所谓的“王气”。

但是远离皇帝也未尝不是件好事。长期以来的政治地位缺失使得这里的人似乎更热衷于做点生意来振兴一方而不是依赖于领导阶级的优惠政策。张謇先生似乎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只不过他把理想定位在了“救国”这一高度，于是这个弃官的状元没有像史上诸状元那样黑着头踌躇满志走进朝堂、白了发领了俸禄回家养老。

张謇（1853年5月25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人。1853年出生于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

中学课本上对张謇挂的最高的一个头衔就是“状元”了，因此对他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一个办厂的状元”。纵观他的人生历程，也许

他花费多年登上的八股取士之巅峰其实并不算他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为了这个头衔他着实浪费了不少时间。

张謇天资聪慧，4岁开始随其父学习《千字文》，5岁便能背诵没有错误。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其后如皋张氏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竟控诉于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自此连年缠讼，使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幸赖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才得以撤诉。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

与翁同龢的结实着实为张謇日后的发展添了一把柴火。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张

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张謇的一个阶段的奋斗目标终于达成。与其说是奋斗目标，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出人头地的一条独木桥。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与荒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当天的日记中几乎没有兴奋之情。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这似乎预示着他终将与仕途无缘。

张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心知官场险恶难测的张謇，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张謇的人生也于此发生了转折。

早在1895年夏，张謇就在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观点。“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张之洞在调任湖广总督前，特别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状元办厂”当时是个新鲜事，当时，离甲午战败已有一年，《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这对中国人是个大大的刺激。

在唐闸选定厂址之后，张謇取了“大生”两字作为厂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于是那个象征着近代实业救国的标志——大生纱厂诞生了。

“大生”两字源自张謇自拟之对联“生财有道；大利不言。”、“通

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想必这也是他日后的经营理念吧。

大生创办之初就设想了股份制，最早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分析了在南通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认购，结果招股很不理想，应者寥寥。

1897年，大生重订集股章程，向社会招股50万两，分5000股，还是进展不顺，上海方面只收到2万两，南通也不足6万两，离目标实在太远。1899年5月19日，离大生开机只有4天，他派人过长江，到常熟请恩师翁同龢写了一副对联，一直挂在大生的公事厅，现在仍由大生一厂保存：“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终于正式开机，2万纱锭只开足了9000锭，之后又到国外买了机器零部件，5个月后才开到1.44万锭。

大生开机，47岁的张謇内心自然很激动。要知道，这是中国人

最早的自办纱厂之一，在大生筹办之初，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寥寥几家，到大生开机时也只有七八家，集中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一带。没有想到，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赢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4万多两官利后，还有7.8万多两余利。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可见那个花费多年考取的八股功名在他的内心还是有一份温存的。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

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因为一个叫张謇的人，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他在商界的成就在此时达到巅峰。兴办实业，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一定作用，这也许就是张謇所追求的“实业救国”，但是这种主张

没有抓住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不可避免地又转向政治舞台。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

张謇是不喜欢革命的。作为一个商人，他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他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于是他应孙中山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并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之后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社会稳定也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开始显露。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其后不久张謇的企业开始出现危机。那时的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张謇曾说过，他“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事实上，当时的政府对企业家行为也基本不闻不问。但是张謇始终不忘的“救国”的初衷，他建学堂、开交通、造公园、兴水利、办慈善……

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他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直到他辞世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机的转变。

可以说张謇的一生不算是成功的，以他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他那个美好但又不着边际的理想的。也许“实业救国”这条路只是手段层面上的选择，是一种特殊的从政方式，一条特殊的救世渠道。他在骨子里仍然是官员而不是企业家。

正如胡适所言：“张季直(张謇)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文革期间，张謇成为了红卫兵“清算”的对象。当红卫兵砸开张謇墓的时候，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陪葬品仅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和一对金属小盒，分别装着一只尽根牙，一束胎发。

纵观其一生，情系苍生，泽被乡里，以“强国拯民”为己任，把他的爱国热血洒在了长三角广袤的土地上——比起从古到今多少官员纸上谈兵庸碌无为，他是真正诠释了

“实业救国”中的“实”字，是一个值得人们在他的雕像前脱帽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