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与黄宗羲的非君思想

《明夷待访录》与黄宗羲的非君思想

专业：中国古代史

姓名：范黧

学号：M070494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使他颇为自负的一部书。

在书中，黄宗羲阐述了自己的治国方略和建国理想，总结了过去各朝，当然主要是明朝的经验教训，体现了超凡的政治气魄。

黄宗羲思想的来源，首先是对明王朝的失望，这在《明夷待访录》中也多次体现出来，当然还有对满清外族统治的不满；此外，黄宗羲的思想中有“工商皆本”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工场手工业及商业发展在思想上的反映；最后，在明朝后期，西方的传教士、商人以及殖民者开始进入中国及周边地区，他们的思想，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中国的士人。

《明夷待访录》分为21篇，分别是《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其中包括了政治体制、土地赋税制度、文化教育、官制、军事、法律、财务等方面的内容，基本包含了治理国家所需的方方面面。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明夷待访录》为“怪书”，主要原因是这部书中包含的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的非君思想和民主思想。在那个君权至上，三纲五常统治人们思想的时代，非君思想的产生，不能不说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也可以称为中国的启蒙思想的萌芽。

黄宗羲是通过几个层次来阐述他的非君思想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原君》、《原臣》等篇中否定了“家天下”的个人专制制度。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封建理论都认为国家、天下是君主的财产，是上天赐予君主的。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方的“朕即国家”都体现了这一点。在这种思想下，君主可以“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①（《原君》篇）这正是黄宗羲首先要否定的。

在书中，黄宗羲首先将“君王”与“天下”区别开来，从“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②（《原君》篇）这句可以看到，他所说的“君王”，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室家族，而“天下”，则存在于亿万百姓之中。

接下来，黄宗羲又从两个层次否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第一个层次是论证君王与天下究竟孰主孰客的问题。他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③（《原君》篇）我们知道，古人尚古，到了清代更是如此。但是，同是尚古，这中间也有区别。有些迂腐之士事事以古为准，教条盲从，拒绝变革；而另一些有识之士则是托“古”而抒发自己的理想，而着眼点却是现实和将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P/2

②同上，P/3

显然是后者。因此，此处我们可以认为，黄宗羲心中的理想国家，应是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王应当为天下操劳服务，而不是凌驾于万民之上而巧取豪夺，否则，只会造成“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①的后果（《原君》篇）。

第二个层次，是君臣关系问题。传统思维，君为臣纲，君与臣是主仆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黄宗羲认为，“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②（《原臣》篇），君与臣的关系，就如一同扛木头的人，虽然位置有前有后，但身份和任务都是一样的。至于君臣之间的区别，黄宗羲用“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③、“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④（《置相》篇）这样的话来形容，天子仅仅是比“公”、“卿”高一等而已，“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⑤（《置相》篇）。这样，君臣之间在身份地位上再无不可逾越的隔阂，臣之所以要辅君，只是因为君主一人无法治理整个天下，那些以天下为责的人才作为臣来帮助君主治理，是作为君之“师友”，而不是“仆妾”。

通过以上两个层次的论证，黄宗羲将君主与天下和臣子的关系重新定位，一方面降低了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大臣以致天下所有臣民的地位。这样，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否定，帝王不再凌驾于一切之上，不再特殊，不再独一无二，他只是千千万万为天下服务的人中的一个，他之所以为君，只不过因为他做得比其他人更多更好。这也是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基础。这种思想非常符合我们当代的标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黄宗羲的思想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的。

在彻底否定了近乎神化的、至高无上的皇权之后，黄宗羲又设计了一整套政治制度来保障这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体制，相关内容包括《原法》、《置相》、《学校》等篇。

这几篇也是最令我佩服的。最关键的就是，黄宗羲在这基片中体现了法治思想，权力的监督、制衡的思想以及类似代议制的学校体制，这些都非常类似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也是我们至今都在追求、完善的思想的雏形。这使黄宗羲无愧于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

在《原法》篇中，黄宗羲强调了法律应有的根本性质，即为天下万民服务。按照此标准，他得出的结论是：“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⑥（《原法》篇）。这是因为，三代以后，法律都是为统治者，归根到底是为君主服务的，君主超然法律之上，“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⑦（《原法》篇），法律成为维护皇权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有无法律，是否变法，人民的生活不会有根本的改善，社会公平也不可能通过法制得到伸张，反而，“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⑧（《原法》篇）。在此篇中，黄宗羲虽然将大多数笔墨都放在了批判“三代以后之法”上，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依法治国的政治理想，当然，这个“法”必须是“藏天下于天下”⑨（《原法》篇）的法。在他的心目中，既然君主是必须为天下服务的，那么，他也就需要服从“为天下服务的法”，人治不能凌驾于法治之上，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⑩（《原法》篇）这句话清晰的显示了这一观点。因此，“天下之法”形成了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成为确保君主“为

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P/3

②同上，P/5

③同上，P/8

④同上

⑤同上

⑥同上，P/6

⑦同上

⑧同上，P/7

⑨同上，P/6

公”而不“为私”的有力保障。“故曰有冶法而後有治人”①（《原法》篇）成为黄宗羲提倡法制的宣言。

黄宗羲非君思想最精彩的部分，在于他提出的权力制衡的理念。我们知道，西方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系统的权力制衡的观点，三权分立理论成为后来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最基本的原则。黄宗羲提出的权力制衡的原则，虽然不如后世西方学者完善，但在当时的历史时期，绝对是最为先进的理论。他的这些观点体现在了《置相》和《学校》篇中。

在《置相》篇中，黄宗羲提出了用相权制衡君权的理论，这是在中央对皇权的制衡。相权牵制皇权，在汉唐时期本就存在，但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相权逐渐萎缩，至明朝终于废去丞相。黄宗羲认为，相权的强大，能够有效的监督皇权，保证中央政权的质量。宰相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大臣之首，与君主天地之隔；而是一个只是在地位上比君主稍低一等，但依旧能够分庭抗礼的角色。由于君主是世袭的，而宰相，从制度上来讲应该是选用贤者来担当，因此，宰相相比于天子，更加能够保证其才德。“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②（《置相》篇），黄宗羲希望宰相们都能起到伊尹、周公和霍光的作用，在君主无力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时，能够及时采取措施补救。而这，正是对最高权力加以监督，限制，甚至弹劾的思想的启蒙。

最后，在地方对中央权力的监督方面，黄宗羲设计了一个学校制度。这里的学校，不同于当是专门培养读书人学经书，考八股的书院，而是在执行教化职能之外，能够参政议政，为政府提供建议且能左右政府决策的机构。学校的职能很广泛，“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③。在中央，学校的作用在教育上，是使“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且使之稍习于劳苦，毋得闭置宫中，其所闻见不出宦官宫妾之外，妄自崇大也”④（《学校》篇）；而在政治上，则是使“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⑤（《学校》篇）。而在地方，也是同样有教育和参政两方面的功能。观察这一制度，学校从中央的太学，到地方的书院、小学，都有参政议政的职能，能够“不以天子是非为是非”，并且太学祭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⑥（《学校》篇），祭酒讲学之时，“天子亦就弟子之列”⑦（《学校》篇），体现出黄宗羲希望学校是真正能够有较高地位，并且有效地传达社会呼声的机构，希望人民（当然，主要是知识分子）在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教育之后，都能参与到国家事务当中。而太学祭酒由“推择”产生、郡县学官的就任需要“公议”，甚至“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⑧（《学校》篇），则可能是中国封建社会以来，除了少数民族的氏族制遗风外，最早、最鲜明的选举制度和弹劾制度的设想了，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书中关于权利的监督、制衡的理论。这一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在否定不合理的旧制度，而且是在畅想新的政治体制了。

尽管黄宗羲设计的政治制度，比如宰相制度，明显带有借鉴汉唐的痕迹；而从他对东汉太学的赞许来看，那个以学者参政为主的学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东林党人希望参政议政的愿望的影响，黄宗羲也许并没有希望它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关。但是，权力制衡的原则却是非常先进的。权力需要监督，这个在现在看来很普通的原则，在当时那个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无疑是开天辟地的思想，在那个西方还在倡导开明专制的时代，黄宗羲至少在思想上走在了前面。

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P/7

②同上，P/8

③同上，P/10

④同上，P/12

⑤同上，P/10

⑥同上，P/12

⑦同上

综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体现出的非君思想，其脉络可谓非常清晰。首先，通过论证君主与天下、君与臣的关系，将皇权的神秘的、至高无上的外衣剥去。然后，黄宗羲设计了一套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包括法律体系、宰相制度、学校制度，其基本的主线就是政为天下和权力的监督、制衡。虽然，凭借黄宗羲的这几点论述无法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因此，我称黄宗羲的思想为“非君”，而不是“民主”），但是，他的许多对民主建设有益的精神却是后世值得继承的，这也是为什么梁启超在谈到这部书的时候说，在他进行变法革命之时，《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①，他自己的政治活动，也受黄宗羲的思想影响“最早而最深”。需要后人来继承的正是这种进步的精神。

此外，《明夷待访录》中还提到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治国之道，也很有价值。

比如《取士》两篇，黄宗羲批判了八股取士以及当时取士严而用士宽的用人制度，提出应该广开用人之门路，而严格官员的考察和晋升。这一观点直至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田制》篇中，黄宗羲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土地制度方面的理想和方案，其中，平均地权符合农民阶级的需要，也是后来许多革命者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而征收地税要以下下为则，一方面体现了黄宗羲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和对百姓的同情，同时，不知是否出于偶然，这一思想竟然暗合现代经济学上的土地收入分配的原则。

《财计》篇中提出的“诚废金银，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②（《财计二》篇）的观点，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进步的，这样既能够保证国家的金银储备，也能促进商品市场的规范和流通。重视工商业，提倡“工商皆本”也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体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此外，其他诸篇，如《建都》、《方镇》、《兵制》、《胥吏》、《奄宦》等篇，也各就明代，甚至更早的时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规划，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明夷待访录》体现了黄宗羲思想的很多局限性。比如，在《田制二》篇中提出的按照每户五十亩授田完毕后，多余的土地以“听富民之所占”③（《田制二》篇），这还是体现了它的地主阶级的立场，而富民多占田之后，又会造成新的不均和新一轮兼并，这就是黄宗羲所不能顾及的了。《田制三》篇中，黄宗羲提出的“赋其所出”④（《田制三》篇）的思想，虽然是出于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但又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在《方镇》篇中，他认为方镇为乱，不是因为方镇实力太强，而是因为其力量不足，无法相互制衡，因此提出要加大方镇的权力，增强他们的实力，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在《财计三》篇中，他提出“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⑤（《财计三》篇），中国传统的奇技淫巧，有很多实际上时非常有用的科技，这种思维，使近代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此外，黄宗羲在提出他的政治经济主张时，很少设想具体的实施方案，这样，有很多东西便会流于空想，不切实际。

当然，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考虑到他的时代背景。黄宗羲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我们不能对他有更多的要求。梁启超说过，新的思潮在启蒙之时，往往“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⑥。一个新的学派之兴起尚且如此，更何况《明夷待访录》启蒙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尽管我们说《明夷待访录》中体现的非君思想带有几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4月出版，P/43

②《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P/39

③同上，P/26

④同上，P/28

⑤同上，P/41

分“幼稚”的空想，但是，即便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很多思想经过发展之后依旧与后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的吻合。当然，我们不能说黄宗羲先生能够未卜先知，而是他能够洞悉当时的世情，看到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从而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但启发了近代革命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中有很多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