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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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普遍把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归结为政治的不民
主，形成了社会体制改革要求叠加在政治体制改革要求之
上的叠加效应，这样就明明白白加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预
期和压力。
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所面临的局面。所以裸官出现
了，新的移民潮来临了。“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至；睹
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移民潮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
一片桐叶罢了。
哈特斯莱在论述法国革命时说：“自由与自治的理想
的主要障碍，并不是专制君主的权力，而是特权的普遍存
在。”布罗甘也指出：特权阶级的存在是法国革命的根本
原因之一，它是使中产阶级愤怒和农民痛苦的主要原由。
民意所指，均指向既得利益集团。何去何从？如何选
择？
一般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保守的，反对变革是他们
自然的心理倾向和利益保障，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反对变
革。英国的保守主义者、湖畔派三诗人之一的罗伯特?骚
塞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改革，因为我无法眼看着
一切事物都朝着革命发展，尤其是除改革之外没有任何可
能去阻止革命。”二战后一名保守党议员说得更加直接：
“如果你不给人民以社会改革，他们将给你社会革命。”
英国的保守党之所以能存在至今，还能与工党交替执政，
而不是像自由党那样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就在于当外部
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它往往为了维护整个统治阶级而放弃
部分特权。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此作出了
基本相同的结论：“从整个社会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
能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
而发生的混乱。”
所以，中国民主改革的道路和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局面的认知和抉择。最好的选择就是放
权让利。放权就是切实发展民主，让更多的人参与政治，
监督政治；让利就是把垄断利益让利于民，大力发展民生
事业，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让人民有免于匮乏的自
由。
这样做会有效果吗？还是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吧。迪斯
累利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保守党领袖，面对工业革命造成
的工人阶级在人数和力量上的迅速崛起，他强调特权阶层
“高贵的义务”，主张“托利民主”，其内容就是选举权
加社会福利。迪斯累利的改革措施向社会表明保守党人不
再固守于反动，而是能够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而且能
够做得更好。迪斯累利的改革措施大大调和了阶级矛盾，
奠定了保守党在20世纪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所以，放权让利将是既得利益集团实现自身转型的必
由之路。从已有的迹象看，这样的转型已经开始。在民生
方面，医疗卫生教育养老住房方面的保障工作正在大力推
进。政治民主方面，已经有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呼喊
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对公权力的监督。笔者真诚地希望，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走出一条成功的和平转型之路，那将
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清朝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延续
时间最长的王朝（西汉和东汉、北宋和
南宋分别按两个朝代计算），它的覆
灭，标志着中国皇权时代的结束。
清朝到底由何而亡，直到今天
还在争议。一些逊清遗老曾将亡清之
责推给袁世凯，认为清军未到山穷水
尽的地步，倘非袁逼宫在先，攘夺在
后，清朝何至于作孤儿寡母之叹；也
有人认为，革命是推翻清朝的主要推
手；还有“外因说”、“财政说”等。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俗话
说得好，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
破的，清朝也不例外。拖垮清朝的，
是晚清时相互纠结的各个利益集团。
【政治：从大一统到“十八个小国”】
1900年庚子之变，清朝惨败在八
国联军之手，丧失了大量主权，也让
原本尚对朝廷抱有希望的大多数国民
因绝望转而同情革命。康有为曾尖锐
地指出，清朝内部四分五裂，各省仿
佛“十八小国”，是造成主场作战、
军力占优的清军一败涂地的关键。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也是封建统治最牢固、中央集权最
完整的朝代。但到了清代，被称为
“中枢”的军机处实际上已成为代皇
帝票拟意见、向皇帝提供顾问的大秘
书班子；地方上，总督、巡抚、布政
司权力重叠，相互牵制，又被皇帝通
过“密折”、“纠举”等谍报网严密监
视。不仅如此，原本多少可以制约一
下皇权的监察体系——御史台，以及
意见部门——台谏官员，在皇权的压
迫下，也形同虚设。
太平天国运动的14年，彻底改
变了这一切。在太平天国血泊中兴起
的、以湘淮军为代表的汉族新兴权贵
集团夺取了多个省份的政治实权。等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清廷试图重建旧
的中央集权体制，却遭到顽强抵抗。
这种较量的结果，使得“同治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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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表面上恢复了旧制，而实际上权力结构已悄然生变。同治朝之后，并非湘淮集团核心人物的广东人骆秉章依靠湘淮军的支持，就可以“易置提镇，庭见两司”，其他地方实力派人物就可想而知了。
地方实力派对中央集权的抵制，导致清朝后期事权不一，中央政府实力孱弱，无法在内政、外交等层面保持统一协调。为了与汉族既得利益集团对抗，清廷千方百计扶持皇族、八旗贵族，同治时代最重要的“外事部门”——总理衙门，始终掌握在皇族手中；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信用端王、援立“大阿哥”（端王的儿子），试图废黜光绪；庚子国变后，慈禧不得不在1906年宣布改制，实行内阁制。后来成立的内阁，12名阁员中皇族、贵族占了3/4，就是明显的例子。
这些被提拔、信用的满族贵族，又形成了满族、皇族利益集团，他们同样出于一己私利，与地方实权派勾心斗角，甚至不顾全局，拆对方的台。甲午战后，端王集团为确保自身获得执政权，更为“大阿哥”能够早日当上皇帝，一面百般排斥汉族权贵集团，一面不惜利用义和团，掀起排外情绪，甚至制造中外摩擦，酿成八国联军之役。为了夺权，他们不顾国际法，调动军队围攻使馆区；不仅杀死反对派大臣许景澄等，还将义和团引入皇宫，试图趁乱杀死光绪。他们的胡作非为让原本理直气壮的反侵略运动变味，最终引狼入室，让清朝丧失了最后一点元气。
战后，这些满清权贵并未汲取教训，1906年的改制，他们照样要抢“大头”，不论办洋务、办新军还是出国考察，领衔的几乎都是八旗贵胄。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后，清廷建立了以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同样把汉族权贵排斥在边缘甚至圈外。
耐人寻味的是，满清权贵集团在汉族权贵中却拥有一个同盟军：清流派。
清流派大多是科举出身、长期担任京官，尤其是做了“言官”的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清朝政治结构的变化让这些人惶恐，也让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成“既失利益者”；他们对八股取士、儒家治国等也念念不忘，担心这些“国本”动摇，令他们的地位、荣誉和未来都变成问号。正因如此，清流派中的不少人，如徐桐、赵舒翘、
清朝：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
□ 陶短房（旅加学者、资深媒体人）
倭仁等，成为与满清贵族集团结盟、与地方汉族实力派针锋相对的势力。
地方汉族实力派自然不甘失去既得利益，面对满清贵族—清流派的联盟，它们的对策是强化地方权力，积极影响中枢。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地方割据的局面非但没有削弱，反倒逐步增强，最终到了庚子时代，出现了不听命于中央而单独与列强和平共处的“东南互保”，甚至差点弄出个“独立国”来。
公平地说，三股势力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是利益各不相同，它们彼此争斗，内部也经常互相拆台（如皇族中端王和醇王、恭王之争，地方实力派中湘淮之争、李鸿章和左宗棠之争等），最终让清廷形不成内政、外交的合力，在一次次内忧外患的打击下被逐渐掏空。
【军事：从“皇军”到私兵】
清代的军制，原本是地道的“皇军”制度，由八旗军（满蒙族和关外汉族组成，主力驻扎京城）和绿营（由汉族组成，人数众多而分散，控扼全国各地）组成。
然而，由于八旗、绿营兵腐朽不堪，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被大量歼灭、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湘淮实力派组建的勇营——湘军、淮军、左系湘军等。打仗是最花钱的，太平天国之战刚开始的1851年，仅广西军事，咸丰皇帝就不得不额外拨出内库银100万两，而太平军占领南京的1853年，咸丰为筹措军费，不得不采取了三项饮鸩止渴的措施：卖官鬻爵、发行大钱及推广厘金制度。
卖官鬻爵破坏的是吏治，发行大钱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厘金制度的推广，却成为致使地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固化的关键。
所谓厘金，指地方军政首长有权设立关卡，从各项交易中征收额外税款，以补充军事需要。厘金制度的推广造成中国大地上关卡林立，层层盘剥导致商业停滞，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更严重的是，因为有了厘金这个法宝，地方实力派可以完全不依赖中央财政，自己养兵。自1863年起，湘淮军相继建立起近代军事工业，掀起洋务运动高潮，并一度建立起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和可观的军事工业。但这些国防项目却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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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金制的普及和财政的地方化，几乎都被地方实
力派等既得利益者把持。洋务运动搞了30年，清
廷竟没有一个直属中央的军工厂。各地自行其是
的结果，不但造成中国军队“勇怯不一，枪械异
式”，无法发挥合力，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
也让战后军力的恢复变得十分缓慢、困难。
据统计，1874年，厘金用作军费者占73.7%，
1885年占77.6%，其中90%以上被各省用于“私
兵”，即本省军费开支。这种省内军事开支主要
起到对内镇压、控制作用，对国防意义很小。全
盛时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14%的厘金收入，却被
用于和国防无关的军事用度，清末军费捉襟见
肘，国防废弛，又何足为奇。
对于地方军事势力的坐大，清廷始终是抵
制的。太平天国战争还未完全结束，朝廷就压迫
湘军裁撤解散，压缩淮军编制，在天津设立皇族
管辖的军工厂和洋枪队，并一再下诏，要求各地
恢复旧的八旗、绿营体制。但地方势力已成，中
央财权已失，各地阳奉阴违，加上八旗、绿营腐
朽至极，根本无法恢复成经制之师，此事不了了
之。退而求其次的清廷转而企图按照湘淮军模式
改造八旗为神机营，绿营为练军，但腐朽的八
旗、绿营根本不堪寄任，清廷等于是花了额外的
钱财，却多养了一支毫无用处的纸面军队，不但
无助于抑制中央和地方的既得利益集团，反而加
重了财政负担。
既得利益集团对晚清军事的控制，以及满
汉既得利益集团的对抗，让清朝白白养了庞大的
军队和军事机器，却始终难以建成强大的国防体
系。不但满汉既得利益集团互相对抗、拆台，清
廷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也不能免俗。清朝一度建立
过4个水师，却分属4个地方大臣指挥，不是互不
相救，就是协调不力。中法战争激战方酣时，李
鸿章唯恐新建成的北洋舰只被用于作战，造成损
失，授意正从英国、德国赶回的军舰放慢行程；
甲午海战时，南洋、广东水师态度消极，广东水
师3艘军舰虽然最终参战，却一方面系李鸿章强
压，另一方面拜3舰舰长程璧光等人积极请战所
赐。
国防战略思想也同样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内争
的牵制。同治、光绪之交，左宗棠和李鸿章著名
的“塞防”、“海防”之争，就是这种牵制白热化
的结果。尽管这一争议最终以“海塞并重”的妥
协方式解决，但长期的争议不下和清朝中央财政
的虚弱，最终埋下了“海塞都不重”的隐患，其
消极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仍有余波。
【既得利益对新政的扭曲】
应该承认，晚清上自皇室，下至督抚，危机
意识还是比较重的，几度推行新政，目的正是为
了“救亡图存”，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的纠葛下，
大多被扭曲。
晚清最早开展的救亡图存是洋务运动，但在
实施过程中，满清权贵和清流派为争夺控制权，
对汉族实力派百般掣肘，汉族实力派内部也为了
势力划分相互争权夺利。最终在中国形成了一系
列自成体系的“建设项目”，看上去轰轰烈烈，
实际上却如当年外国报章所评，不过是“一堆精
致而昂贵的玩具”而已。
八股取士的旧科举制度已不合时宜，这点除
了少数顽固的清流派，满汉上层大多已逐渐形成
共识。但改变科举制度，就意味着几百万“功名
之士”和几千万读书人“功名路断”，导致这些
人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不惜一切，百般阻挠。
早在同治年间就已热烈讨论的废八股，居然直到
1905年才落实，此时离辛亥革命只剩6年了。
庚子国变后，清廷痛定思痛，认为缺乏现
代军事人才是关键，并派出大量留学生赴欧美深
造。但军队中的既得利益者唯恐“洋学生”留学
归来，夺取他们的晋升机会，在制定规则时故意
压低留学生待遇，规定留学归来、学满预定年份
的军事留学生，只能被任命为守备以下的低级军
官，而各地督抚和新军负责人为扩大实力，又不
顾这些规定，以高官厚禄吸引留学生加盟。这种
混乱做法，显然只能增大留学生对清廷的离心
力，辛亥革命中，新军成了革命军的中坚，并非
偶然。
除此之外，修铁路、兴学校、办实业……
种种新政，无不在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博弈
下，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曾国藩家族在湖南湘
乡兴办新式教育，原本借用了清廷“兴办新学”
的编制和号召，实施过程中却加以干涉，定下
“非湘乡人不录取”的陋规，离湘乡不远的湘潭
人毛泽东也望门而不得入，最终不得不假造籍贯
入学。被称为“亡清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背
后，是路权之争，而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
同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
清朝皇帝雍正、乾隆都曾撰文批评汉朝、
唐朝和明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团间的内耗，甚至说
“汉明亡于党争”。为防止重蹈覆辙，他们对党
争百般打击、高度警惕，雍正甚至亲自撰写《朋
党论》，对主张“君子无朋党（意思是君子即使
聚集在一起，也不是朋党），是道义之合”的北
宋名臣欧阳修口诛笔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到
了清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团间的倾轧、内耗，比
东汉、晚唐、明末的党争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
个意义上说，清朝可谓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
“老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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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
作者：陶短房
作者单位：
刊名：
同舟共进
英文刊名：TONG ZHOU GONG JIN
年，卷(期)：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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