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认识和思考

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认识和思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JM)学位论文（崔涛，2006年）

在我国刑法体系中，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重大责任事故犯罪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孟庆华著：《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认定与处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王章学编著：《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狭义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仅指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广义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包括刑法第131至第139条规定的犯罪，分别是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1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第132条)、交通肇事罪(第133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134条)、安全生产设施、条件事故罪(第135条)、群众性活动重大事故罪（第135条）、危险物品肇事罪(第136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7条)、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8条)、消防责任事故罪(第139)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139条）共11条罪名。其中安全生产设施、条件事故罪在原刑法中的罪名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由于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对其要件进行了较大修改，笔者认为原罪名已不能反映其内容，故笔者根据法学理论拟得此学理性罪名。

一、我国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法的演变

经济条件的变化决定着法律的发展。

(一)法律规范的变化

新中国第一次将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化，是在1963年的刑法草案修整稿第33稿中。具体内容是：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的职工，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违反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979年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作了如下规定：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997年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第一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修改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

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法律构成要件和刑罚强度两个方面。

(二)法律构成要件的变化

1.犯罪主体范围不断扩大。

1963年刑法草案中规定的犯罪主体只包括“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的职工”，到1979年刑法扩展为不仅包括“工厂、矿山、林场、建筑”四类企业的职工，还包括“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实际上也就是“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1997年刑法，主体仍然是相对特定的“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而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取消了主体的行业、身份限制，只要是在生

产、作业中，任何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人，不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不论是指挥、管理人员还是操作工，不论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都是符合本罪的犯罪主体。

2.在行为的违法性上，修改了有关对认定违法性的义务来源的文字表述。

在1963年刑法草案修整稿第33稿中，只规定了“严重不负责任，违反规章制度”。1979年刑法把“严重不负责任”改为了“不服管理”，并在“违反规章制度”后加上了“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这一修改一方面使违法行为更加明确，另一方面把从事生产、作业的一般职工和领导、生产指挥、管理人员的犯罪行为区分了开来。1997年刑法在这方面未作修改。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则将由原来的“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修改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这就既进一步扩大了法律调整的行为范围，同时又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性质

的行为属于违法，便于司法实践的掌握。对于“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行为，在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中都只是作为本罪的一种客观表现形式，但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中，将这种行为视为犯罪构成的加重情节，也就是，如果行为人有“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情况，并导致严重后果的，就要加重刑罚处罚。

3.在行为的后果表现方面，界定得越来越清楚。

在1963年刑法草案修整稿第33稿中，只规定了“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但对“事故”的性质和“后果”的具体内容，是人身伤亡还是财产损失没有明确规定。到1979年刑法，才明确为“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这里可以看出立法者最关注的是“人身后果”，对于财产发生损失只是一种推断或“解释”。到1997年刑法中，就明确为“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这里将两者并列，说明二者只居其一即可。这样“其他严重后果”就成了“兜底”性规定，不管是经济损失还是社会影响，都可纳入其中。到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并未对此进行修改，说明立法者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

（三）刑罚强度的变化

1963年刑法草案修整稿第33稿中，规定一般情节的犯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1979年、1997年刑法则均是一般情节的犯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处三年以上七下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修正案（六）在基本保持本罪原有刑罚力度的基础上，加大了

对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行为的处罚，最高刑罚提高到5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我国刑法规定，除数罪并罚及死缓这两种特殊情况外，有期徒刑的刑期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也就是说，犯重大责任事故罪，最重可处以15年有期徒刑。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罚处罚呈现出“重——轻——重”的演变轨迹。

二、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构成要件的理解和分析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对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有了较大的修改。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条文的本质含义，探讨立法者的意图，应该有助于司法实践。

（一）关于“生产、作业”

违法行为必须发生“在生产、作业中”，这是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客观要件的前提。

这里有四个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

一是对“生产”与“作业”的理解。

笔者认为，此处的“生产”指生产单位的行为无异议。但是，对于“作业”的范畴则规定得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生产经营单位，也包括企事业单位、公共活动场所等；不论是生产性作业，还是企事业单位、公共活动场所的日常防火管理、紧急电气检修等非生产性作业。二是是否自职工承担从事某种生产、作业任务起到该项任务完成这一时间段内，只要该职工在从事生产、作业活动的场所，违反了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由此造成了法定的危害结果，就认为其行为构成了

重大责任事故罪呢？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及多数论及该问题的学者的观点来看，职工在没有从事生产、作业活动，或者在生产、作业活动的休息时间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造成严重事故的，不属于重大责任事故罪。（鲍遂献、雷东生著：《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叶高峰主编：《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07页。）

三是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如果这种间隔时间较长，即行为发生在生产、作业过程中，而结果发生在生产、作业结束之后，是否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客观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还是有争议的。

笔者认为，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并未要求行为和结果都发生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只要在此过程中有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发生，且此行为导致了严重后果，即二者之间有确定的因果关系，都应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

（二）关于“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在刑法修正案（六）中，将以前规定的“违反规章制度”修改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这个修改，一方面缩小了重大责任事故罪调整的违法行为范围，除了“有关安全管理”的外，其他有关质量、工艺、技术、劳动组织等都被排除在外；但另一方面在“有关安全管理”这一子系统内，又将调整范围从“规章制度”扩大到了“规定”。这一具有“总体缩小、局部扩大”特征的修改，使调整对象更明确、

更具体，使法条更具操作性。

应该注意的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中规定的是“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并未强调“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这说明第一百三十四条所指的“规定”要比“国家规定”的外延要大、范围更广。

(三)关于“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就成为构成本罪的必备要件。但是对于什么样的事故才属于“重大伤亡事故”，“其他严重后果”又包括哪些内容，刑法并无明文规定。

（四）关于“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

在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中，用的都是“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修正案（六）修改为“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使被强令者的范围扩大了。所谓“强令”，从刑法使用此词的含义来看，就是强迫命令，就是强行要求他人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

（五）关于“情节特别恶劣”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有两处“情节特别恶劣”，一处是“违反安全管理的规定”的恶劣，一处是“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恶劣，很显然，这两处“情节特别恶劣”有着不同的内涵。

从当前的司法实践看，所谓“违反安全管理的规定”的“情节特别恶劣”，要指以下几种情况：三是在因违章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后，行为人表现特别恶劣。如不积极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不及时报告企图掩盖事故真相，不积极抢救伤员，破坏事故现场，找人顶替或嫁祸

于人、组织串供等。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情节特别恶劣”，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四是在事故发生后抢险救援不力或不积极采取措施抢险，致使事故后果扩大；有隐瞒不报、谎报事故情况现象或串通作弊、威逼利诱他人作弊现象等。

三、对进一步完善重大责任事故罪刑罚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修改，取消了主体的身份限制，使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修改了犯罪行为表现，使之针对性更强，更有利于司法实践；将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作为加重情节，从法律条文本身来讲，层次更清晰，逻辑性更强，显示了对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的正确认知和把握；特别是提高了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刑罚强度，使之对指挥、管理人员等负有更重安全义务的人更具有威慑力。总之，从总体上看，这次修改是对重大责任事故犯罪认知的深化，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符合现实需要的。

（一）关于刑罚强度

关于本罪的法定刑，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斯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条

规定，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可以看出，与其他过失犯罪相比，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所规定的法定刑明显偏轻。虽然对“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行为以加重条款的形式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提高了15年，但其最基本的刑罚强度并没有改变，最高法定刑仍为7年。尽管这同第二百三十三条所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相同，但后者的首选幅度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其中情节较轻，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过失致人重伤的法定刑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个量刑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第一个量刑幅度相同。这就可能出现致多人死伤和致一人重伤得到刑罚相同的情形，显而易见这是不合适的。

因为业务过失犯罪是行为人在其业务活动过程中因违反业务规则、章程所引起的过失犯罪，而普通过失犯罪是行为人作为一般主体在日常生活中不尽普通注意义务而构成的过失犯罪，两者罪过程度明显不同。罪过程度的不同，决定了业务过失和普通过失各自应受的处罚不同。从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看，普通过失犯罪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重伤罪等等，这类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特定人员的生命或者健康的权利，犯罪对象是特定的，犯罪结果往往表现为特定人员的死伤。而责任事故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这意味着其所侵害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人员或者重大的财产，犯罪结果往往表现为不特定人员的死伤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利益损失。因此，从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看，责任事故犯罪的危害不低于普通过失犯罪。罪过程度不同，客观危害不同

的两种罪，其刑罚强度却基本相同，这显然与“责重则刑重，责轻则刑轻”的“责刑等质原则”不相符。

由上述可见，对业务过失犯罪的法定刑配置重于普通过失犯罪，是普遍做法。这样规定的理由主要有：一是犯业务过失的从业者更熟悉业务领域的危险情况，应当对存在的危险有更多的心理和思想准备，与普通人相比有更多的注意义务；二是犯业务过失的从业者都受过专门的训练，有防范事故发生的能力；三是犯业务过失的从业者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紧张感，因此从预防犯罪这一点来看，在刑事政策上肯定对业务过失犯罪加重处罚是必要的。上述各国立法的实例及动机，值得我国立法者考虑和借鉴。

那么如何合理配置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罚强度？有学者提出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第二个量刑幅度调整为首选幅度，同时规定情节较轻的责任事故罪，将现行的第一个刑罚幅度调整为适用于情节较轻的责任事故罪。（谢治东：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法完善之探讨，《行政与法》，第2004-4期。）

笔者认为该建议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这样，一方面体现了责任事故的法定刑应当重于普通过失犯罪的原则。另一方面，在适用法条竞合原理特殊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同时，还引入了重刑优于轻刑的原则，即适用法定刑更重的处罚。同时笔者还建议增加第三个量刑幅度。具体表述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因而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它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关于刑种结构

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刑罚只有自由刑，即有期徒刑或拘役，法官在判处时无可选择。目前,在国内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研究中，普遍认为存在着刑种结构单一、完全封闭的弊端。（陈兴良：重大责任事故罪研究，高铭暄、赵秉志主编：《过失犯罪的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谢治东：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法完善之探讨，《行政与法》，第2004-4期。）从上述可以看出，国外对责任事故犯罪比较注意多刑种的配置。应该说，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伴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实现和发展，重大责任事故也必然会经历从多发、高发到平稳、下降的过程。而且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社会形态、人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伴随人的行为方式的多样性。人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就必然会导致犯罪现象和犯罪人的情况的复杂多样性，与之相对应就要求调整和规范人的行为的刑罚方法也必须具备多样性，从而保证所选刑种不仅与犯罪主体的各种具体情状相适应，而且也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实现刑罚目的。针对犯罪主体和犯罪行为确定相应的法定刑以及对犯罪人的量刑，也应是立法的基本准则，否则就难以保证刑罚目的的实现。

根据现实需要，以及对比外国刑法，在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罚中，笔者建议，应当考虑增加资格刑和罚金刑，以有效惩治各种犯罪行为。

1.关于资格刑的引入

根据上述改革思路及参考世界部分国家的刑法规定，笔者建议，在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刑罚中，增加资格刑，即剥夺犯罪人从事特定职业或职务的权利或资格

2．关于罚金刑的引入

罚金刑剥夺的是犯罪人的金钱，这在当前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里，金钱作为“凝固化的或具体化的自由”，人们舍弃传统的“重义轻利”的观念而树立“义利兼重”的新观念的今天，这种处罚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使犯罪人失去一定的物质基础，客观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通过金钱刺激可使其尽到更多的注意义务，起到特殊预防的作用。二是可以打击人们“三年坐牢，终生享用”的冒险、赌博心理，抑制贪利性犯罪的动机，使其保持应有的谨慎，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三是可以克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单处时不会引起犯罪人的交叉感染，不会过分影响犯罪人的名声，也不象自由刑的执行那样给犯罪人留下污点而影响其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四是罚金刑符合刑罚经济原则。重大责任事故罪一般判处犯罪人短期自由刑，对因刑期短不足以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单处罚金刑，既可沉痛打击其经济实力，使其得不偿失，又减轻了国家为改造犯罪所支付的不必要的支出，并相应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从而可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司法效果，达到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五是对自由刑和生命刑而言，罚金刑均具有可附加性，可与两者并科。

目前我国刑法适用罚金刑的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对单位判处罚金；二是“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三是“并处或

单处罚金”；四是“并处罚金”。上述四种不同的表述，规定了不同的罚金刑的适用对象。凡是将“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和“并处或单处罚金”作为法定刑的犯罪均是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把“并处罚金”作为法定刑的犯罪大多是经济犯罪、贪利性犯罪或处刑较重的犯罪。虽然我国刑法中罚金刑涉及面比较宽，但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除第一百三十七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规定了“并处罚金”外，其他各罪均未配置罚金刑。那么，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是否需要配置罚金刑，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