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趋于下降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趋于下降？

——基于二元经济模型的观察与解释

姜磊郭玉清

2012-3-8 11:01:05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1期摘要：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分配理论以劳动力是稀缺资源作为其前提假设，与我国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在分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时解释力不足。文章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稀缺要素假定，基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假定的二元经济模型和中国数据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建立了一个分析二元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并运用该理论框架解释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趋降的原因，提出促进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禀赋、审慎干预劳动市场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二元经济模型，无限劳动供给，就业压力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得到快速增长，但劳动收入份额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1993年至2007年间，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50.7%缓慢攀升到1996年的最高点54%，然后一路下滑到2007年的39.7%，特别是2002年后，劳动报酬比例加速下降，短短6年内劳动报酬比例降低了11.2个百分点，降幅达22%。白重恩等（2009）指出，2004年经济普查以后，我国变更了劳动收入的统计口径，将2004年以前属于劳动收入的个体企业所有者收入变成了资本收入，可能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降幅在某种程度上被高估。但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前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都保持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即便考虑统计口径的变化，“我国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持续趋降”这一判断仍然是准确的。

对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新古典要素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稀缺的，这比较符合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但与我国相比则迥异斐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体，虽然熟练劳动力同发达国家近似，也是稀缺的，但非熟练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不稀缺，甚至存在无限供给的异质性特征。因此在分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趋降的原因时，简单套用新古典要素收入分配理论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其内生出的结论能否反映问题实质也需要进一步讨论。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运用刘易斯一拉尼斯一费景汉二元经济模型修正新古典要素收入分配理论关于劳动是稀缺的假定，进而分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因素。

二、劳动收入分配理论的演进与评价

分配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李嘉图甚至把分配问题说成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在古典经济学盛行的时代，英国正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具有无限供给特征，因此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普遍假定在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上存在着无限劳动供给，工资是由社会习惯决定的，其在数量上等于维持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就是著名的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假说。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将快于工资上涨速度，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逐渐下降。

19世纪后期，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稀缺性的生产要素，要素收入分配理论也发生潜移默化的变更。克拉克于19世纪末在生产要素论、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结合劳动生产率递减规律，提出解决分配问题的边际生产率论。他认为，在其他生产要素数量不变的

情况下，任一要素每增加一单位所带来的产品增量将是递减的，最后增加的一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即边际生产率）最低，由它来决定各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克拉克运用这套理论解释工人工资和资本利息，地租被视为利息的一种特殊形态。马歇尔在克拉克理论的基础上，从均衡价格论出发，把提供生产要素视若提供商品，提供生产要素而获得的“报酬”被视为一种让渡价格，价格既取决于边际生产率之类的需求方面的因素，也取决于供给成本之类的供给方面的因素。这样马歇尔便用生产要素价格论取代收入分配理论，成就了新古典要素收入分配理论。由此可见，西方分配理论的演变与其所处的经济现实紧密相连，不同理论背后所暗含的假设与理论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新古典要素收入分配理论以劳动力的稀缺性作为假设前提，这与英国等发达国家完成经济现代化之后的现实情况相吻合，从而对发达国家的要素分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以新古典理论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收入分配问题不可避免地将有失偏颇。因此，我们有必要放弃稀缺劳动假设，代之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回归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无限供给的理论前提并以之修正新古典要素分配理论，不仅对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是至关重要的，对研究发达国家的要素分配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涵义。

三、基于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收入分配理论

费景汉和拉尼斯（1961）改进并扩展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构建出一个逻辑严谨、表述清晰的理论体系。基本思路是将欠发达经济区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这种二元经济的显著特征是：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只需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水平的工资，就会面对一条具有无限弹性

的劳动供给曲线，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工业工资水平将维持不变，或仅出现缓慢的攀升。

图1描述了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整个过程。横轴代表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数量，纵轴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出和实际工资，K代表资本存量，图中

K3>K2>K1。劳动供给曲线由水平部分的WG和上升部分的GS和SS'组成，根据劳动供给曲线斜率的差异，可以把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过程划分成三个阶段。在阶段I，传统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工资率保持基本稳定，劳动供给曲线呈水平状；在阶段Ⅱ，传统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消失，但仍存在隐蔽性失业，工资率随隐蔽性失业率的下降而缓慢攀升，劳动供给曲线开始向上抬升；在阶段Ⅲ，传统部门中的隐蔽失业也消失了，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随工资率的提高而骤然增大。由此，G点和S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转折点。在G点之前，单位面积的农业产出不变，其后产出因劳动力流失而下降，出现粮食短缺，农产品价格上升，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也随之提高，因此G点被称为粮食短缺点或刘易斯拐点。到达S点后，传统部门的工资水平和现代部门一样由劳动边际产出决定，这意味着传统农业转化为商业化农业，因此S点又被称为农业商业化点。当资本

存量为K1时，劳动需求曲线由其边际产出曲线代表，即图1中的D1（K1）。现代部门的企业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将会把资本应用到现行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点。如果OW为现行工资，现代部门雇用的劳动力数量将为L1，从而现代部门的总产出D1OL1F将在工资WOL2G和企业家利润WD1F之间分配，劳动收入份额即WOL1F同D1OL1的比率。同样，当资本存量上升为K2时，劳动收入份额为WOL2C 同D2OL2G的比率。由此可见，在G点之前，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劳动收入份额发生逐步递减的变化。在G点之后，劳动供给曲线不再是一条水平线，其斜率转为正向，劳动收入份额也具有了缓慢提高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达到S点后迅速加强。

我们可以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根据前面的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取决于劳动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位置及形状。假定产品价格不变，与特定资本存量相对应的劳动需求曲线（即劳动边际产出曲线）由劳动生产率决定，而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劳均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禀赋、技术创新能力等因素。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和自主创新能力普遍薄弱，但资本积累能够直接提高劳动边际产出，使劳动需求曲线右移（如从图1中的实线D1F移动到实线D2G）；另一方面工人和管理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通过学习效应提升劳动生产率，外资的流入也可以通过技术扩散效应、演示一模仿效应、竞争效应、产业链关联效应、人员培训效应等途径提高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这将在改进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间接提高劳动需求曲线（如从图中的实线D2G提高到虚线D2'G），这都将使资本收入份额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则取决于二元经济中存在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处于隐蔽失业状态的劳动力，如果不考虑工会谈判、罢工、政府政策等对劳动市场价格可能带来的扭曲，二元经济的就业压力主要决定了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和位置。工会谈判和罢工使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中具有一定的垄断能力，有助于提高劳动供给曲线，使要素收入分配偏向劳动

者，但其代价是一部分工人将会失业，这将增加就业压力，延缓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由此，二元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取决于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禀赋、技术创新能力、就业压力等多种影响劳动供求的因素，它们既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又有促进吸收剩余劳动力和隐蔽失业劳动力以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如果我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应称为劳动生产率效应，把吸收剩余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的效应称为就业效应，劳动收入份额究竟提高还是下降，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效应和就业效应之间的力量对比。以技术创新能力为例，如果创新出的技术具有节约资本或多用劳动的倾向，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进步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反之，如果创新出的技术具有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这种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进步将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并且将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使要素分配有利于资本。

在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不同阶段，劳动收入份额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在阶段I，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现代部门工资水平保持不变，如果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资本所有者将获得全部新增产出，使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在阶段Ⅱ和阶段Ⅲ，劳动供给曲线斜率为正，现代部门工资水平逐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取决于劳动需求和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如果工资增长快于劳动需求增长，劳动收入份额将上升；反之，劳动收入份额仍将下降。在封闭经济中，资本边际收益会随资本积累过程而递减，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减缓；另一方面，随着就业压力的减小，段阶Ⅱ和阶段Ⅲ的工资增长依次加快，从而阶段Ⅱ的劳动收入份额一般高于阶段I，阶段Ⅲ的劳动收入份额又高于阶段Ⅱ，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上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路径（李稻葵等，2009），拐点将出现在C点之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劳动收入份额取决于对外开放的就业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劳动收入份额仍然先降后升；反之则取决于劳动需求增长与工资增长之间的速度比较。

以上分析没有考虑政府行为，但现实中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扭曲要素价格的赶超战略（林毅夫，1994）。在赶超思维的影响下，资源被大量集中到重工业部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则被忽视，这降低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速度，难以有效改善二元经济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赶超战略在片面强调赶超型产业资本积累速度的同时，还造成严重的重复低效建设问题，延长了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时间，延缓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提高。当然，我们也不认同发展中国家政府硬性干预劳动市场以便提高劳动者工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主张，如果不注重维护劳动市场的正常发展环境，而是片面移植发达国家所实施的政策，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速水佑次郎，2003）。我们认为，为有效提高二元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需采取能最大限度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促进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的发展战略，这是一种典型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四、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趋降的机理阐释

历经30余年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仍然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即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与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程度依然有较大差距。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2010年我国农村人口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0.3%，“三农”问题是经济发展中需解决的重大难题。传统部门以自给自足型农业为主体，资本非常稀缺，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基础设施有待改善，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化生产模式决定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农业人均收入维持在较低水平，适用于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仍未全面覆盖到农村。从技术方面看，我国农业主要采用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耕作技术，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低下，人力资本禀赋不高，这都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图2描绘了我国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劳动报酬的变动情况，可见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报酬都比较低，二者之间差距很小，协同变化趋势明显，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这说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并非来源于传统部门，而是由现代部门引起的。现代部门的变动趋势与传统部门截然相反，尽管受城乡分割政策特别是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难以完全自由流动，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和隐蔽失业的劳动力仍然给现代部门带来了沉重的就业压力，导致其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劳动供给曲线斜率较小。另一方面，现代部门的平均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禀赋和技术创新能力得到快速提高，进而大大提高了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由图2可见，现代部门的平均劳动报酬虽然比同时期传统部门的平均劳动报酬高出很多，但平均劳动报酬曲线与劳动生产率曲线的“喇叭口”不断扩大，2000年后分化趋势更加突出，从而在供求关系作用下使现代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

但近年来，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进入现代部门，其数量大幅缩小，进一步转移的空间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否有效提升以便继续释放农业富余人员。

自2003年开始，我国部分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刘易斯拐点”可能在2010年前后到来（蔡防，2007）。这意味着按照其观点，我国将进入拉尼斯和费景汉模型中的阶段Ⅱ，即随着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逐步增大，劳动收入份额将迎来从趋降到趋升的“U”型曲线最低点。

五、结语

城市工业部门沉重的就业压力严重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在谈判中的地位，从而造成其收入增长缓慢，这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根本原因。因此，针对我国现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情况，应当从根本抓起，尽快吸纳我国大量存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这要求我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资本、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政府支持。同时纠正我国要素市场存在的扭曲情况，破除行政性垄断，防止政府采取依靠批准资本、资源密集型的大项目来争取社会投资，集中有限的资源，大力发展高投入、高产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来造政绩的现象。

同时应当加强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从而增加全社会的熟练劳动力供给，缓解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这样既可以提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增加他们的劳动收入，而且有利于我国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升级，从长远来讲也是十分有利的。

在增加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中，最低工资、工会、《劳动合同法》等保护劳动者权益政策的实施要慎重。这是因为，这些政策会改变要素市场的价格，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会导致企业改变要素投入比例和偏技术进步。我国劳动收入

份额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当前发展阶段沉重的就业压力，因此不宜实行一刀切的保护劳动者权益政策。我国不同地区的就业压力差别很大，就业压力较小的地区可以适度采取各种保护劳动权益的政策，就业压力较大的地区可以采取一些弹性较大的保护劳动者权益政策，比如工会和工资协商机制等。过度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施的结果却极有可能增加失业率，增加就业压力，延缓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反而不利于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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