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份额分歧与解读

劳动收入份额分歧与解读

争论之焦点：劳动收入份额是稳定的吗？

“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被提出后不久，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1959年一篇关于收入分配的文章中否定了关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假说。擅长于经验统计的库兹涅茨选取1938年和战后两个时期，把一些国家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不论是1938年粗略的划分还是战后更为细致的划分，统计数据均显示：“具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国家中雇员报酬占总收入的份额较高，而在欠发达国家中则较低”。[4]同样的方法用于分析美国各州的收入分配情况，即把美国各州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划分组别并对1919-1955年这段时期中的部分年份进行考察，也得出上述相同的结论，就是那些具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州往往雇员报酬的份额也较高，反之亦然。由此，库兹涅茨认为“个人收入中雇员报酬的份额与人均收入正相关”。[4]13在库兹涅茨的研究中，人均收入被用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库兹涅茨的结论可以被理解为劳动份额的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报酬的份额将呈上升趋势。库兹涅茨用截面数据考察劳动报酬份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试图以此推断出劳动报酬份额的长期变动趋势。如果说这种做法得出的劳动份额不稳定性的假说是通过间接的途径，那么后来更多的学者采

取了直接的办法，即直接考察不同国家劳动份额的时间序列。Young研究了美国1959-2000年的劳动份额的波动，发现劳动份额的变动具有反周期的特征。而Buchele和Christiansen基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数据，指出劳动份额具有下降的趋势。Ruiz通过对美国和西班牙的经验检验证明劳动份额的稳定性是不存在的。来自欧洲的数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Giammarioli等人以20世纪60至90年代欧盟11个主要国家为样本，分行业计算它们各自的劳动份额以及总的劳动份额，再进行平均化以表示欧盟劳动份额的平均水平。结果显示，欧盟经济体的劳动份额由20世纪60年代的70%下降到90年代的64%。因此，“过去四十年中主要欧盟国家劳动份额的演进表明的首要一点就是，由标准增长理论所预言的稳定性似乎是不存在的”。[5]类似地，欧盟前15个成员国1970-2004的数据也表明“在过去的30年中许多欧洲国家的劳动份额都下降了”。[6]而Guscina运用OECD18个国家的数据向我们描绘了劳动份额波动的情形，“在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稳步上升之后，工业化国家中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在近几十年中是下降的”，[7]这种波动并非具有周期性的特征。Kr覿mer指出，“劳动份额的变动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特点。美国与增长的程式化事实最为接近，具有相对稳定的劳动份额。在英国劳动份额经历了相当大的短期波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下降显著。

在欧洲大陆总的情况是在过去的20、30年中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德国和法国的劳动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达到高峰，而其他国家如奥地利和荷兰高峰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一些国家中，下降是相对温和的，而另一些国家则表现出稳步的甚至是强烈的下降”。[8]Morel指出加拿大的劳动份额在1998-2004下降了三个百分点，劳动份额的波动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Takeuchi以日本为例也对劳动份额稳定性假说提出质疑。他分析了日本劳动份额的波动情况，认为劳动份额的波动是“有助于解释各种宏观经济活动和微观层面上厂商获利能力的重要基础”。[9]无论以横截面数据还是以时间序列为视角，上述对不同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不同国家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并不具有稳定性，“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在大量经验证据表明劳动份额不稳定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另辟蹊径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Gollin 认为劳动份额计算方法上存在着缺陷，致使计算结果显示劳动份额不稳定。“通常对劳动份额的‘简化的’计算———即用雇员报酬占GDP比例———这是个明显的并且重要的错误它没有计算个体经营和其他经营者的劳动收入。劳动力的数据表明这个错误在贫困国家尤为突出，这些国家的小企业和个体经济中劳动力比例较大。”[10]Gollin通过对数据和计算方法的修正重新计算了劳动份额，结果表明劳动份额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中都是基本稳定的。Zuleta和Young通过

构建两部门的“具有引致创新的非均衡增长模型”说明“虽然各个行业的劳动份额彼此独立地波动，但总的劳动份额却呈水平趋势”。[11]Young把稳定定义为均衡，并指出相对于单个行业中劳动份额变动的非均衡特征而言，总的劳动份额变动具有均衡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的劳动份额就是稳定的。劳动份额是稳定的吗？自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被提出以后，人们关于稳定性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无论是总的劳动份额还是行业的劳动份额均表现出波动特征。究竟是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是虚假的？还是后人的观测不够长期？最近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Xie运用1950-2004年12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与人均真实GDP之间呈三次方的倒N字型关系”，[12]即在工业化阶段，劳动份额是下降的；在后工业化阶段，劳动份额上升；在金融化阶段，劳动份额又转而下降。而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劳动份额的稳定性仅仅是这些变化中的一部分。Xie的发现对稳定性的研究有了新的启示。稳定性问题关注的是劳动份额的长期变动趋势，但无论怎样，其实质是关于其演进路径的研究。

争论之实质：劳动份额是如何演进的？

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变动是怎样的？是随机的摆动还是具有内在规律？对与稳定性相关的劳动份额

长期趋势的关注最终引导人们转向了劳动份额演进的研究。然而，基于不同的视角，学者们发现了劳动份额演进的不同特征，并据此得出了差异化的演进路径。递减特征劳动份额随时间而表现出递减变动是大部分学者对于近几十年来美国和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共识。劳动份额具有下降特征的演进路径。尽管学者们对此有普遍的认同，他们给出的解释却大相径庭。首先，基于技术进步的视角。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劳动要素变得愈发昂贵而催生了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生产中资本要素广泛取代劳动要素，当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劳动的相对份额便趋于下降。其次，全球化的影响。尽管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流动性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幅度并不相同。与劳动相比，资本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并据此拥有更强的谈判力量。因此，全球化会弱化劳动的相对份额。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若把经济分解成不同的行业，那么各行业内劳动份额及该行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将是影响总劳动份额的两大因素。假设某个行业内的劳动份额上升，但该行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下降，那么它们对总劳动份额的影响将会因相互抵消而减弱。在工业化过程中，在行业内部劳动份额不变的前提下，由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对总的劳动份额的冲击将使其趋于下降。第四，制度的因素。制度的因素涵盖较为广泛，一般理解为调整成本、谈判力量、工会

及雇主联盟等。当经济和技术上的因素不能完全解释劳动份额下降的演进路径时，社会和制度的因素即被考虑进来。工会谈判力量的削弱及其影响力的下降也被认为是导致劳动份额递减的部分原因。反周期特征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劳动份额具有下降的演进趋势的同时，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仅仅是短期的现象，从长期来看，劳动份额的演进路径并不具有单调性，而是具有反周期的特征。Young通过建立包含偏向型技术进步的RBC模型，表明由于有利于劳动的偏向型技术进步会使产出下降，而不利于劳动的偏向性技术进步会使产出上升。因此，劳动份额往往具有反周期的特征。而“Gomme 和Greenwood以及Boldrin和Horvath在解释反周期的劳动份额时引入了以劳动合同形式存在的收入损失保险。其机理在于，由于保险的存在，劳动份额会在衰退的时期更高而在扩张的时期更低。”[13]此外，劳动市场自身的特征在解释劳动份额演进路径时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Kessing和Giammarioli等人的研究强调劳动市场上调整成本的作用。由于雇主在经济扩张时雇佣员工时会承担调整成本，这使得雇主在经济繁荣期更不情愿对所使用的劳动进行调整，故工资的波动不及产出波动剧烈，于是造成劳动报酬的份额在经济繁荣时下降，在经济衰退时上升的反周期特征。在经验研究方面，Morel用加拿大1976-2001年劳动收入份额的数据证明了其反周期性。U型特征还有一小部分学者根据库兹涅茨

表示个人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倒U曲线”，提出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发展的U型演进路径。李稻葵等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基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建立劳动力转移模型，以此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是有摩擦的，摩擦力大于资本的运动所面临的阻力，因而劳动力转移速度低于资本转移速度。这一结果一定是劳动力获得的回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低于其边际产出，而资本恰恰相反。所以劳动收入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定是下降的。”[14]待到劳动力转移完毕，情况则出现逆转，劳动收入随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U型曲线的关系。进一步地，基于跨国间的数据分析，李稻葵等提出U型曲线的转折点将出现在人均6000美元。劳动份额演进的U型特征还体现在劳动份额与FDI 之间的关系上。Decreuse和Maarek的研究证明FDI通过技术租金效应和工资竞争效应两个途径对劳动份额产生影响。在金融开放的早期，技术租金效应占主导，国外厂商凭借技术优势压低劳动份额；而在金融开放的后期，工资竞争效应趋于主导，国外厂商之间的相互竞争会抬高劳动份额。总体上看，伴随着金融的不断开放，劳动份额与FDI之间呈现U 型曲线的关系。倒N字型特征关于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的演进路径研究的最新进展来自Xie。Xie沿着经济转型的思路，把经济发展中结构的转型由Kuznets所区分的两次———从

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和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扩展到三次，即延伸到由服务业向金融和房地产业的转型。经济发展由初级到高级会依次经历这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使得劳动份额呈现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发生结构转型的时期，劳动份额的演进趋势会随之变化，最终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次方的倒N字型演进路径。Xie使用123个国家1950-2004的综合面板数据验证了他的结论，这一结论由于考察时期之长、考察范围之广，具有很强的一般性，不仅涵盖了基于二元经济的劳动份额的U型演进路径，而且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显示的劳动份额的稳定性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而已。

对争论的剖析

劳动收入的份额在长期中具有稳定性，20世纪前半期人们对这一论断深信不疑，尤其是其作为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被提出以后，更是成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然而，战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份额的波动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并掀起了关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部分学者通过调整统计口径和测度劳动份额的方法得出劳动份额稳定的结论。与此相反，大部分的研究表明劳动份额并不稳定，并从不同的视角找出了不同的波动特征和规律。分析发现，所使用数据的时空特征、所考察时期的长短差异以及所关注因素的不同侧重是引致

争论的深层原因。它们反映了不同研究方法在统计数据运用和分析范式选择上的巨大差异。时间与空间在探索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和演进路径过程中，基于空间的横截面数据和基于时间的时序数据是通常被采用的两种数据来源。基于空间的横截面数据往往较为充足，易于获得，但由此得出的劳动份额的演进路径只是对其长期变动趋势的近似和模拟。而根据时间序列得出的劳动份额演进规律虽然是其长期趋势的真实描述，但数据较为缺乏，难于获得。库兹涅茨就曾经感叹，由于反映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长期数据极为缺乏，所以要想得到分配份额随时间变动的长期趋势是非常困难的。在具体的研究中，两种不同的数据来源对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判断影响重大。卡尔多程式化事实和库兹涅茨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卡尔多通过对美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得出劳动份额在长期中是稳定的，并将其作为“程式化事实”。而库兹涅茨选取的是跨国的横截面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劳动份额并不稳定，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两者对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判断依赖于所用数据的时空特征。Gollin也曾指出，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得出的劳动份额一般是稳定的，而运用跨部门数据得出的劳动份额则不稳定，“通常的计算表明按照国际间跨国数据计算的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从到不等”。[10]458短期与长期劳动份额稳定性以及动态演进趋势的争论还取决于所考察时期的长短。争论所涉及的文献中所

考察的时期从十几年到几十年不等。重要的是，如果将它们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我们会发现考察时期的长短对劳动份额演进规律的判断具有直接的影响。在短期，劳动份额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上的技术关系，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要素替代和技术进步成为劳动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当然，劳动市场的特征也对劳动份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在长期，除了生产上的技术关系以外，新的因素如经济的转型、结构的调整、制度的变迁、全球化的影响等等都会产生效力，对劳动份额演进趋势的研究有了多元化的视角。长期中，由于劳动份额影响的因素增多，作用机制复杂，对劳动份额演进趋势的研究空间也更为广阔。同时，劳动份额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呈现出新的演进趋势和特征，导致学者们对于劳动份额动态趋势和演进路径的判断出现差异化，这是引起争论的又一原因。最近，在Arpaia等的研究中又演化出了“中期”的概念，其特征介于短期和长期之间。随着时期划分的不断细化，对于劳动份额动态的考察将更为具体，这会令学者们对于劳动份额稳定性及演进路径的判断更为精细，但同时由此而引发的争论也将更为激烈。技术与制度在关于劳动份额演进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劳动份额的诸多影响因素，Giovannoni把不同理论和模型中影响功能性分配的主要因素做了大致的总结，如表1所示。不同的学术派别在不同的范式下研究自然具有差别化的视角，他们所强调和关注的影响

因素自然互不相同，这也是对劳动份额演进路径的研究得出不同结论的重要原因。有两类值得特别的关注，一类体现新古典生产技术关系的视角，“强调‘技术关系’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16]相对生产率、资本-劳动替代、偏向型技术进步等因素都属于这一类；而另一类反映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历史、制度等社会关系的视角，如资本积累、投资率、谈判力量等。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视角在剖析和探索劳动份额变动的原因和规律时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把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比重的变动与生产技术相联系，抽象掉社会、历史、习俗等一切生产体系之外的因素，局部地观察由于生产过程中因要素替代而产生的要素收入变动及其与总产出之间的相对变化趋势。与之相对，后者则把视野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转向更为宏观的社会关系，挖掘资本主义经济中制度的、社会的、历史的变化特征，以此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规律。这两者是在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动态趋势和演进路径中使用最多，也最为突出的两个分析视角。它们反映了新古典和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理论在研究范式上的巨大差异，“涉及到经济学的知识基础和基本方法论问题”。[17]由此，关于劳动份额稳定性及其演进趋势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分析范式的矛盾和冲突。

由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提出的劳动份额的稳定性一直

被奉为经济学中的信条，然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使人们重新关注和思考这一问题，进而引发了关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大争论。争论以劳动份额是否稳定为起点，进一步深入到劳动份额的动态趋势和演进路径。基于不同的分析视角，学者们对于劳动份额演变趋势和路径给出了不同的判断和阐释，其多样化和差异性令人惊讶。通过对争论的进一步剖析，我们发现所使用数据的时空特征、所考察时期的长短差异以及所关注因素的不同侧重是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行业的细分，劳动收入的形式日趋多样，对于劳动收入的统计变得更加复杂，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在判断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的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此外，就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的影响因素而言，争论中始终交织着两种理论视角，即表明生产的技术关系视角和表明制度的社会关系视角，这集中体现了新古典与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后凯恩斯主义研究范式的对立与冲突。

本文作者：曹静工作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