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制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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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制度的新发展
作者：葛莎莎
来源：《学理论·中》2013年第02期
摘要：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于刑事辩护的修改完善与发展一直备
受关注。2012年刑诉修正案不仅提前了辩护权的适用时间，扩大了法律援助的救助群体范
围，还对辩护制度中的会见权、阅卷权等权力性内容、告知义务等义务性内容、申诉控告等救济性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这不仅是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进步，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更是保障人权、彰显正义、发展民主的题中之意。
关键词：刑诉修正案；保障人权；刑事辩护制度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03-02
从古至今，由中而外，从律法演进的视角来审视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的走向我们不难发现，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人类社会从野蛮迈向文明，从漠视践踏人权到保卫人权，无一不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的刑事诉讼从诞生到一次次修正积极的推动了我国法治民主化的进程，此次刑事诉讼修正案更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列为刑事诉讼法的任务。至此，人们终于清楚地认识到，法律的精神蕴于人权，目标已然确定，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进一步刻画这一精神。
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与完善受到了各界的热切关注，主要是因为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被视为保障被追诉者人权的标志性制度，所谓“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历史，就是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不断扩充的历史。”[1]摒弃纠问式诉讼，发展辩护制度，构建三角形的刑事诉讼格局一直是我国诉讼制度努力的方向，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的修
正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从修正后法律实施的情况看，并没有达到预先设想的加强辩护职能，使之能够有效地与控诉方对抗的效果。”[2]暂且不论实施情况如何，单从法律修正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来衡量，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在发展辩护制度的道路
上似乎走得更远些。
一、辩护制度的时空延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此条规定将辩护制度排除在侦查程序之外。侦查阶段中，犯罪嫌疑人既无沉默权，也无律师帮助，在面对刑事追诉的极大压力以及极有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对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阶段却剥夺了这一权利，错失人权保障的最佳时机。此次刑诉修正案将原33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修改意义重大，一方面破除与律师法的摩擦，与之相关精神及规定形成法律体系上的一致性、完整性，另一方面也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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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演化的回顾与展望(一) 摘要：中国的经济体制演化经过30年的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试对其回顾与展望。 关键词：经济转型；体制演化；中国模式；特点 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经济转型和体制演化，取得较大成效。 一、经济体制演化的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体制演化的主要特征是政府推动，这是一种既非完全市场化，又非完全行政化的形式。这种演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的行政化逐步转向行政权力制约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过程。 (一)资源配置行政化的作用。资源配置的行政化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使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准动员状态，资源配置实际上是通过资源的行政化动员方式进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我国政府仍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当然，在经济改革初期，这对资源的配置又是必要的。 资源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在所有的资源中，资金是企业创建和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从经济方面说，一国经济发展的快慢，与资金投入的多少有很大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资金的筹集不可能通过市场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向金融机构与社会筹集资金，形成大规模的信用资金。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凭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一方面使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金横向拆借规模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强制或变相强制性的社会集资规模也相应增大，从而使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自有比重明显低于借人比重，形成了典型的“负债经营”。这种状况是资源动员行政化在资金筹措方面的典型体现。 在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的配置上，政府动员的行政化也得到充分体现。政府的统一安排是劳动力向新的产业转移的唯一途径，在企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需要怎样的劳动力、需要多少劳动力，均由行政管理机构决定，也就是通过计划实现的。尽管存在个人收入的差异，但它还不能成为调节劳动力部门间转移的支配力量，竞争性的市场就业机制尚未形成，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仍由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来控制。不过，这种控制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放松。资源的行政性配置不仅仅存在于资源结构性转移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而且在企业再生产过程中，行政机构也直接介入。在土地资源配置上，也体现出更加明显的行政配置色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是无偿使用，而且不得转让。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把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在使用权上，变过去无偿、无限期使用为有偿、有限期使用。不过，上述有偿征用土地的做法仍是非市场竞争性的，行政性配置的特征十分明显，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上的控制权力远远超过市场力量。 政府之所以具有直接的社会动员作用、集中资源配置能力和高积累机制，除其行政机构的权力中心地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公有产权制度。公有产权制度的建立是依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实现的，它不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自然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同样，计划经济的瓦解，也就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以打破单一公有制局面开始的。在不断的市场化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直接归属关系发生变化，使地方政府在宏观政策有所松动的情况下能轻易实现资源的部门间转移，并通过行政性动员，使政府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其拥有的资产总量也不断扩张。 (二)行政权力制约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在传统的体制下，行政权力主体在大部分时间里扮演了控制者的角色，具有强有力的直接动员资源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构一般按行政原则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和重点。在我国开始市场化改革后，市场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著作用。这样，资源的配置又会接受市场信号的导向。也就是说，政府资源配置的决策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引导着行政机构的投资方向决策和产业结构选择，而且这种引导作用不断增强。
以最高人民法院第15号指导案例为例
以最高人民法院第15号指导案例为例 谈公司人格混同的危害 文：邵梅公司，是依照法律规定组织登记而成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具有主体资格，独立于公司股东和成员。公司的财产独立、意志独立和责任独立是公司人格独立制度的特征。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由于公司股东或成员对经济目标的追求，以及制度本身存在的漏洞，导致公司股东违背分离原则、滥用公司的法律人格，使公司人格与财产和股东人格与财产难以分辨，以此规避法律或合同义务，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公司问题”，对债券权人有失公正。这种情况最突出的表现为公司人格混同。 公司人格混同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母子公司之间、相互投资的企业之间或者固定人员出资设立的数个公司之间。一般的表现为组织机构混同、业务混同和财产混同三个方面。 组织机构混同主要表现为公司人员混同、公司之间股东、董事、总经理、高级管理人员等相一致，进行统一调配或任命。 业务混同主要表现为经营范围一致、业务实践中使用的书面合同、送货单、发票等文件形式相同等。 财产混同主要表现为公司经营场所、主要办公地点和生产设备以及财务帐目的混同。 公司人格混同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使股东和债权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称，对债权人有失公正，既损害了交易安全，也严重地损害公司
债权人和其他关系人的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下面笔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中的第15号指导案例为例，具体分析公司人格混同所带来的危害。 原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机械公司）诉称：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交工贸公司）拖欠其货款未付，而成都川交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交机械公司）、四川瑞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路公司）与川交工贸公司人格混同，三个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永礼以及川交工贸公司股东等人的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混同，均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川交工贸公司支付所欠货款10916405.71元及利息；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及王永礼等个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査明： 川交工贸公司成立于2005年，股东为吴帆、张家蓉、凌欣、过胜利、汤维明、武竞、郭印，何万庆2007年入股。2008年，股东变更为张家蓉（占90％股份）、吴帆（占10％股份），其中张家蓉系王永礼之妻。 川交机械公司成立于1999年，股东为四川省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二公司、王永礼、倪刚、杨洪刚等。2001年，股东变更为王永礼、李智、倪刚。2008年，股东再次变更为王永礼、倪刚。 瑞路公司成立于2004年，股东为王永礼、李智、倪刚。2007年，股东变更为王永礼、倪刚。 在公司人员方面，三被告的经理均为王永礼，财务负责人均为凌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缺陷
一、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缺陷 对于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可以从立法和实践两个角度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立法上的缺陷： 1、未规定取保候审的审查决定期限及取保候审的申请的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委托的律师，向羁押决定机关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但未规定羁押决定机关审查结束并告知申请人结果的时间和方式。申请人递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后，一切均由司法机关掌握，缺乏法律救济程序，从而使得一些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被羁押，这也是造成我国取保候审比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未规定保证金的限额和收取办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对于收取保证金的数额以及收取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规定，从而给予决定适用者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没有相应的限制，极易导致权力适用中的滥用。在具体案件中，对保证金收取多少以及如何收取，均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造成执行中的差异过大。 3、关于取保候审的期限法律规定不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由于该条对取保候审12个月的规定，是指三个机关重复使用取保候审的总时限，还是每个机关单独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时限并不明确，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制定的实施细则，都规定每个机关可以重新取保候审的期限。这样，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他可能被3次采取取保候审，期限可长达36个月。从而使得取保候审这种原本属于较轻的强制措施，事实上可能成为一项较长时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4、对于被取保人、保证人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惩处制度不严格。根据我国有关司法解释，被取保人在取保期间故意重新犯罪或者有违反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仅规定没收保证金、上缴国库，缺少限制性较大、操作性较强的惩处措施。也就是说，对于弃保行为，最多是没收保证金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并没有实体上的法律责任。 5、虽然刑诉法规定了保证人和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但对执行机关如何监督保证人履行义务却没有相关的规定。由于上述原因，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的效果不好，弃保潜逃数量较多[1]. （二）司法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取保候审的对象和方式使用不当。一是对不应取保的人滥用取保手段；二是实践中保证人担保和保证金担保的“双保证”方式，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2、对保证金的收取不规范，收取保证金的程序不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对保证金管理不严。 3、取保候审的审批不严，执行较为随意。 4、对同一对象反复取保候审。 5、律师难以发挥作用。 6、取保候审的保证形式单一。[2] 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与国外保释制度的异同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担保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不逃避侦查和审判，随传随到，因而不对其实行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8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对于已经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本人或者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但是否准许，由司法机关决定。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强制措施中的取保候审与英国保释制度有类似之处，但更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为： （1）立法思想、理念不同.保释制度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而确立的，其实质是对被追诉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在英国，保释是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和环节，不仅体现着保障人权的价值，而且支撑着对抗制的诉讼模式，使辩护功能在每一个诉讼阶段和环节都有所为。?而在我国，取保候审只是较逮捕、羁押为轻的强制措施之一，其实质是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缓和的方式限制其人身自由。我国法律设定取保候审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安、司法机关有效地行使司法权力，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这与保释的价值观念和出发点是不同的。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摘要刑事诉讼法在一国法律制度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调整的对象是公、检、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的活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作为三方参与主体的一方所享有的辩护权是其享有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该项权利的有效实现需要一套完备的制度加以保障，即刑事辩护制度。该制度一方面能够赋予被告人平等的诉讼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促进程序公正，实现司法公平与正义，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目标。 关键词《刑事辩护法》刑事辩护制度控辩平等 作者简介：韩菲，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干警。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1-038-02 刑事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控诉进行辩解与反驳，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诉讼权利。刑事辩护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意识以及对人权保障的重视的重要标准。我国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的改革十分具有突破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并扩大了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使律师参与刑事辩护更加便捷。本次修订的改革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得到确认。新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
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一变化使律师摆脱了原本地位不明的尴尬境地，让嫌疑人从被追诉起就可以聘请辩护人，从而实现辩护与追诉的同步，有利于侦查阶段律师作用的发挥。 第二，通过突出程序辩护的价值表现对程序公正的重视。新刑诉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对比旧法条，从字面上看是删去了“证明”二字，但体现在立法思想上却是删去了对律师“责任”的规定，为实践中的程序性辩护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增加了对“诉讼权利”保护的强调，是立法者对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并重的鲜明体现。 第三，完善了律师会见制度。辩护律师对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会见权，也是刑事辩护制度中的重要诉讼权利之一，是律师有效进行辩护的前提。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除三种类型的犯罪之外，对于律师的会见申请，看守所必须在48小时之内安排，还明确了辩护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的权利。改变了以往律师会见难，阻碍多，被干扰的难题。 第四，完善辩护人的阅卷权。案卷材料是辩护人了解案件情况最重要的依据，原刑诉法严格区分不同诉讼阶段的阅卷范围，致使在司法实践中辩护人往往难以查阅到有辩护价值的案件材料，无法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修改后刑诉法规定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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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概述 摘要：我国古代教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不同时期也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点，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古代教育理论体系；隋唐时期逐步形成的科举制度，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的核心制度。 关键词：古代教育发展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惟一文化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古代教育。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专门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至少延续了4000多年。早在尧、舜、禹时代，就有了教育的萌芽，到商代便出现了与今天大致相同的学校教育，由此开始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夏、商和西周都是推行领主贵族政治，垄断文化教育，即“学在官府”，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学内容，也都是统治阶级成员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教育的社会作用主要是承担社会上层建筑的职能，“礼不下庶人”，教育的阶级性、等级性十分鲜明。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尽失，列国纷争，旧的传统秩序被完全打乱，原来的官学教育体制也崩溃了。此时学术逐渐扩散到民间，学校教育从官府移向民间，形成了一个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士阶层。当时各国统治者为求生存和扩张，
极力网罗和重用贤士，学术和教育活动被统治者发现并重用，于是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孔子是创办私学最为杰出的代表，他实行有教无类，弟子三千，创立了儒家学说，奠定了古代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到了汉朝，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积极推广儒家思想的教育和教化；同时将“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为通过各种途径学有所成的士人提供作官的机会。“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不仅促进了汉代教育的大发展，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更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和战乱的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官学时兴时废，教育总的来说是不景气的。当时社会上佛、道、玄学盛行，文学、史学、自然科学发达，儒学不振，退居次要地位。大贵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人才选拔逐渐被门阀世族所把持，寒门士子几无进仕之路，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而世族子弟又不屑学习，严重影响了当时的学校教育。 到了南北朝，世族势力日趋下降，寒门势力逐渐上升，察举制度又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其考试选士的方法受到士人的欢迎。统治者为了控制选士的权力，扩大统治基础，也不断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科举制度开始萌芽。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再次统一。隋朝统一中国后，即着手选士制度的改革，依察举之制选拔人才。公元606年，隋炀帝始臵进士科，标志着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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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1]3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改革举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印发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初步确立。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规定》要求，积极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报送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加强并协调有关方面对指导性案例的研究。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决定将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等4个案例作为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予以公布。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案例的指导精神 （一）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
纷案，旨在解决二手房买卖活动中买方与中介公司因“跳单”引发的纠纷。该案例确认：居间合同中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撇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具有约束力，即买方不得“跳单”违约；但是同一房源信息经多个中介公司发布，买方通过上述正当途径获取该房源信息的，有权在多个中介公司中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交易，此行为不属于“跳单”违约。从而既保护中介公司合法权益，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维护市场交易诚信，又促进房屋买卖中介公司之间公平竞争，提高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旨在正确处理诉讼外和解协议与判决的效力关系。该案例确认：对于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诉讼外和解协议后撤诉的，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一审生效判决。从而既尊重当事人对争议标的的自由处分权，强调了协议必须信守履行的规则，又维护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 （三）潘玉梅、陈宁受贿案旨在解决新形式、新手段受贿罪的认定问题。该案例确认：国家工作人员以“合办”公司
完善取保候审制度(1)
完善取保候审制度(1)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担保，保证不逃避、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这在我国1996年3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五十二条中已作了明确规定。五十一条是司法机关依职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规定，五十二条则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取保候审。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我国取保候审的运用却并不广泛，与国外的保释制度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羁押是常态，而取保则是例外，这就使得超期羁押的存在成为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纠其原因，笔者以为： 1. 法律对取保候审规定过于笼统，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 刑诉法规定，能够取保候审的情况有二种：一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 社会危险性的。什么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在公安侦查、检察起诉环节，如何判定一个案件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这在实践中是很费踌躇的，因为在法官的判案过程中，被告人的认罪态度、
悔罪表现、退赃情况、初犯、偶犯等等因素都是法官决定对被告人采用何种刑罚的酌定依据，也就是说，对同一个案件，按照法官的自由心证，不同的法官可能作出不同的判决，如此，让侦查、检察人员如何把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幅度，从而对其采用取保措施呢对于第二种情况，什么又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况呢如何确定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致再发生社会危险性呢社会危险性本身是质与量的统一，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可能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具有社会危险性，但这个可能性的阈值是多少，法律也没有明确的量化的规定，这就给承办人员的自由心证留下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使取保候审在操作中有可能走向过宽或过严二个极端，而依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主要是走向了以羁押为常态，以取保为例外的严苛的一面了。 2. 取保候审政出多门，司法机关各行其是，作法不一。 根据刑诉法规定，公安、检察、法院均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但却在程序上没有规定对被取保人在各个诉讼环节如何分工配合、协同一致，以至于在实践中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法院不知该对被取保人办何种手续而不再办手续的；也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法院重新取保的；更有甚者，还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不办手续而法院却又重新取保或者检察重新取保而法院不办手续的，各部门根据自己的理解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被
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西安培华学院文法论丛 2009年3月，第二辑，Mar．2009，No．2 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赵洁* （西安培华学院文法学院法学系，陕西西安710125） 摘要：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辩护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是刑事诉讼程序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在保障人权方面也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如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确定了控辩双方的平等地位，加大控、辩双方的抗辩力度；改变了法官的“先定后审”、“上定下审”，轻视辩护职能的不正确做法，等。然而司法实践证明，现行的辩护制度不管从立法方面还是实际操作中都存在许多不足，比如还存在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进行完善，以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保障。 关键词：刑事辩护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刑事辩护豁免权 刑事辩护制度源起西方社会，是现代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与保障。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这些都是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原则的明确规定。刑事辩护是指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方的指控，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事实理由，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一项诉讼活动。随着我国法制的进步，刑事辩护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现行的辩护制度不管从立法方面还是实际操作中都存在许多不足，如存在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正确辩护意见难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进行完善，以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保障。笔者在本文中，对如何解决上述几个“难”的问题，作些法律对策方面的探讨。 一、“会见难”及解决对策 会见权是辩护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由原来庭审前七日，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即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却遇到重重困难和阻力，如有关部门不接待律师、不安排会见、限制会见时间、限制会见次数等等，使得律师难以有效地开展工作。新《律师法》第33条对此作出新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根据这一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只凭“三证”即可，无需侦查机关批准，并且在会见时，侦查机关不 * 作者简介：赵洁（1977—），女，山东青岛人，西安培华学院文法学院院长助理，法学学士，讲师。
英国教育制度演变历史和特点
一、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推进，英国高等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创立了一批新的大学，如威尔士大学和伯明翰大学。同时，在19世纪成立的一批城市学院也先后改为大学。由此，英国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大学的发展进入了持续增长期。相继建立了诺丁汉大学、基尔大学、艾克斯特大学等。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英国的大学已经超过了20所。但英国的高等教育依然保持着“重质量、轻数量”的“精英教育”模式，这使得英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推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罗宾斯报告》。该报告提出了著名的“罗宾斯原则”，即“应为所有在能力和成绩方面合格的、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高等教育课程”，这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正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此后，英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飞速发展。1987年后，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5%左右稳定地提高到了15%以上，这标志着英国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已经完成。为进一步理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解决大学与多科学院之间无序竞争的问题，英国议会于1992年通过了《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决定废除高等教育双轨制，建立单一的高等教育框架，所有符合条件的多科技术学院全部升格为大学，从而建立了统一的高等教育体制。此前已建立的大学被称为“皇家特许大学”或“老大学”，而新升格的大学则被称为“法规大学”或“新大学”。 类型： 一、高等教育机构 1992年英国《扩充与高等教育法》公布实施是英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该法案结束了自1966年以来英国高等教育的“双轨制”，一批多元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目前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大学、高等教育学院、教育学院、艺术及设计学院四大类。 1、大学 大学是完全独立的组织，不受政府控制和干预，自行决定开办的课程、教学和评审课程的方法，以及确定课程名称。以前大学自己负责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现在所有大学都设有校外主考员制度，由校外人士以客观态度进行评审，确保所有大学的质量和水平。 2、高等教育学院 英国的高等教育学院和大学一样，是提供高等教育的主要学府，课程包括本科、硕士、研究院及师范专业课程。这些院校的学生人数通常比大学少，便于更加细心周到的照顾。3、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主要提供师范及与教育有关的课程，同时可攻读本科或研究生课程。 4、艺术及设计学院 顾名思义，此类学院开办有关艺术及设计各方面的基础、文凭、高级文凭及本科课程，申请人通常还要提交一些个人作品来证实自己具有这方面的潜力。 三、特点
第四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演变试题(2017)
第四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演变试题(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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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演变 一、单项选择题 1.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最基本、最深刻的动力是（ A ） A．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B．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C．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矛盾 D．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矛盾 2.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是（ B ） A.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B.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自身的性质 C.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D.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3.用暴力剥夺直接生产者，使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在资本家手中迅速积累的历史过程是 （ C ） A.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 B.资本积累 C.资本的原始积累 D.资本主义再生产 4．自由竞争和生产集中的关系是（ A ） A．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B．生产集中引起自由竞争 C．自由竞争限制了生产集中D．生产集中消灭了自由竞争 5.生产和资本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 C ） A.商业信用 B.银行信用 C.垄断 D.滞胀 6．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是（ D ） A．垄断完全排除竞争B．只有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 C．只有非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D．垄断和竞争并存，并凌驾于竞争之上 7.垄断时期的竞争与自由竞争相比（ A ） A．竞争目的不同 B．竞争手段没有变化 C．竞争激烈程度和后果相差不大 D．竞争范围相同 8．垄断竞争与自由竞争相比（ C ） A．竞争目的相同B．竞争激烈程度和后果相差不大 C．竞争范围扩展D．竞争手段没有变化 9.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统治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 B ） A.制定垄断价格 B.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C.掌握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政权 D.协调垄断组织之间的矛盾 10．垄断利润指垄断资本家凭借其在生产和流通中的垄断地位而获得的（ B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为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就开展案例指导工作,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指导性案例,是指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符合以下条件的案例: (一)社会广泛关注的; (二)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 (三)具有典型性的; (四)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 (五)其他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 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负责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审查和报审工作。 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单位对本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可以向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 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对本院和本辖区内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
定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 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建议向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 第五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以及其他关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可以向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人民法院推荐。 第六条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对于被推荐的案例,应当及时提出审查意见。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应当报请院长或者主管副院长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指导性案例,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人民法院报》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布。 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每年度对指导性案例进行编纂。 第九条本规定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的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根据本规定清理、
关于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若干思考
关于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若干思考 [摘要]我国的取保候审适用现状仍存在诸如法条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完善的运行机制等弊端，不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对于上述问题，笔者主张从立法、司法、监督三方面完善机制，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顺利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关键词]取保候审；问题；完善 取保候审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未被逮捕或者未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并由保证人出具保证书，以保证其随传随到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取保候审制度，保障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种强制措施，其存在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必然，是刑事诉讼规律的体现，有其适用性。但是，还应当看到，由于取保候审在我国的施行运作时间不是太长，司法实践经验还有待总结，各地司法机关在实施这一强制措施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这一措施的正确执行，从而影响、制约着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适用条件过于宽泛，不利于司法机关的实际操作。2.取保候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完善的运行机制。取保候审的改革完善，主要从立法、司法与监督三方面着手。 一、立法上的反馈 立法上的反馈，是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根本性环节。要解决取保候审中出现的问题，就得有的放矢，针对各个问题，从立法上予以规范。针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认定时自由裁量权过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应进一步明确取保候审范围和适用条件，立法应当明确何时“应当”批准，何时“可以”批准，何时“不得”适用。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1条办理取保候审时，应该与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65条、第74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使用。笔者认为，该法条中的“可能判处刑罚”应该是指“司法机关根据已掌握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对其可能判处的具体刑罚”。 二、司法实践中的保障措施
最新制度的构成与制度的起源
制度的构成与制度的 起源
第二章制度的构成与制度的起源 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这种博弈规则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即使能从国外借鉴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尽管拉美国家90%的制度是复制欧美国家的制度，但其制度的绩效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到目前为止，用博弈论解释制度的起源还是最好的办法。持博弈规则论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设计的观点，即规则制定是立法者、政治企业家或从事机制设计的经济学家明确设计的结果。在持博弈均衡论的经济学当中，关于制度起源问题，在一开始似乎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些相信进化博弈论的经济学家明显赞成制度是自发的秩序或自组织系统。 “新制度经济学”(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这个概念是由威廉姆森最先提出来的。简单地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章将首先分析制度的内涵与制度的构成；接着探讨制度的起源；最后略述一下制度的功能。 2.1 制度的内涵与制度的构成 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在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了多少“制度”?这可能是一个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但什么是“制度”?“制度”由哪些因素组成?这些都是新制度经济学要探讨的问题。 2.1.1 制度的内涵
凡勃伦指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总和。因此，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状态或流行的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类型。至于经济制度，就是在社会的生活过程中接触到它处的物质环境时如何继续前进的习惯方式。” 康芒斯所说的制度是指约束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而言，而在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 格鲁奇认为，“各种类型的制度都具有规则性，系统性或规律性的共同点”，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制度是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项目相互依存或相互影响的综合体或图式。 诺思说，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青木昌彦归纳了博弈论视野下的三种制度观。通过将经济过程类比于博弈过程，不同的经济学家分别将制度看做是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一些经济学家将制度明确等同于博弈的特定参与人，诸如“行业协会、大学、法庭、政府机构、司法等等”（Nelson,1994）。诺思支持第二种观点，即制度应该被视为博弈规则。 青木昌彦的制度定义如下： “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日）青木昌彦著《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我们在导论部分曾指出，T.W.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用中国话讲，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舒尔茨关于制度的定义被以后研究制度的学者所接受。V．W·拉坦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一文中也将制度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 在舒尔茨看来，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他在其《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该文曾获得《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授予的杰出论文奖)一文中对制度作了经典性的分类：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经济形态的演变
第二章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经济形态的演变 第一部分基本内容 一、目的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基本规律以及自 然经济、商品经济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二、内容要点 第一节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最 根本的动力 1·社会生产一方面是生产的物质过捏，另一方面是生产的社会过程。 2·生产力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动态系统，它包括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切物质和技术要素的总和。其中既有劳动资 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等基本要素，又有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等通过基本要素而发生作用的其他要素。 3·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主要的，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并决定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和基础。 4·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首先，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和 发展。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首先，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其次，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就会阻碍以致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5·生产力的易变性和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从基本 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到新的基本适合的辩证否定运动则是作为占 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 (二)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自身的性质，是社会 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 1·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改变自身的性质，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汇编
最高院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 为什么强调大家一定要好好研读这几个案例，因为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要点，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做出裁判具有指导作用，即在根据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做出裁判的同时，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并可以作为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加以引用。其他任何形式的案例均无此明确、权威的裁判指导作用，更不能在裁判文书中加以引用。 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改革举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印发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初步确立。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规定》要求，积极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报送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加强并协调有关方面对指导性案例的研究。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决定将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等4个案例作为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予以公布。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案例的指导精神 （一）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旨在解决二手房买卖活动中买方与中介公司因“跳单”引发的纠纷。该案例确认：居间合同中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撇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具有约束力，即买方不得“跳单”违约；但是同一房源信息经多个中介公司发布，买方通过上述正当途径获取该房源信息的，有权在多个中介公司中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交易，此行为不属于“跳单”违约。从而既保护中介公司合法权益，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维护市场交易诚信，又促进房屋买卖中介公司之间公平竞争，提高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旨在正确处理诉讼外和解协议与判决的效力关系。该案例确认：对于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诉讼外和解协议后撤诉的，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一审生效判决。从而既尊重当事人对争议标的的自由处分权，强调了协议必须信守履行的规则，又维护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 （三）潘玉梅、陈宁受贿案旨在解决新形式、新手段受贿罪的认定问题。该案例确认：国家工作人员以“合办”公司的名义或以
教育公平政策的演变及发展
教育公平政策的演变及发展 教育公平政策注意力演进分析 (一)城乡教育公平政策注意力演进。在教育公平中，城乡差别是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工作要点》中“农村”与“农村教育”两词出现频率非常高，在所有关于教育公平的用词中最为显著，最大的转折点是在2000年，两词的词频总量达到12条，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2009年峰值的35条。可见，26年来我国十分重视教育的城乡差异问题。 城乡间教育公平政策注意力转移在2000年特别是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出台以后明显加快。2001年以前教育政策注意力主要是“普九”、“两基”建设、青壮年扫盲工作、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农村初中生辍学现象等。2001年以后，虽然还提巩固提高“两基”工作成果，但是关注点已经慢慢变化，如2001年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发展;2003年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2004年落实中央、省、地(市)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增强财政困难县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能力;2006年巩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大力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2007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落实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在教育责任上，推动省级政府加强统筹和落实责任;启动实施“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使各校办学条件、经费、投入和校长、教师的配备及其待遇大致均衡，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09年坚持农村教育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建立健全经费拨付管理使用责任追究制度;2011年更是提出按照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指导各地根据城镇化进程、新农村建设和人口流动情况，统筹规划学校布局，这对于城乡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前几年缩减农村教学点农村儿童出现上学难等问题，因而2012年《工作要点》指出：审慎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坚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在教育资源上要通过多种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